【纪实小说】浪迹天涯的归旅(三)
第三章 家乡炼狱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远方归来的游子,对家乡的水、家乡的人本应有种亲切的滋味,可是,小陈是“负罪”归来,接受“劳动改造”的不幸者,这家乡水的滋味,就难以言状了。刚一踏上故土,小陈的心不禁悲凉起来。山村已不是几年前的山村了,天气阴沉,一片萧索。几年前起伏的翠微变成了光秃秃的小丘,歪歪斜斜的农舍,在微风中抖索……故乡的人,变得如此陌生,好象乡亲们早以知道,小陈不是“衣锦还乡”而是朝廷钦犯。小陈似乎觉得前后左右,一双双利剑般的眼睛都向他射来,有的甚至指指点点。其实许许多多古铜色的饱经风霜的脸上,那炯炯有神 的目光,还是那么和善,那么亲切,那么信任,那么忧虑……
父亲本来佝偻的身躯更加矮了一截,明显的弯腰驼背了。本来就沉默寡言的老人,显得更加纳木了。那脸上满是艰难生活所雕刻的皱纹,微微地抽动了几下,昏浊眼睛噙着一腔泪花。他没想到儿子会这个样子出现在他面前:从前英俊帅气的儿子如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满身腥臊,嘴唇微微颤抖几下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从此,这穷乡僻壤又多了一个劳动力,多了一位有着满腹经伦、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多了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可悲的是,小陈还不是只能当着牛一样,顶烈日、冒风雨,战酷暑,受饥寒,日日从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弯弯犁头水牯牛” 的原始劳动!
在共和国那段被扭曲的历史里,小陈从参加工作起,就立志把自己聪明才智献给人民,可多少象小陈这样的时代宠儿,一代热血青年本能的想为国家的发展敬言献策,但这样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永远记着新疆的教训。小陈当初刚在教育厅上班就下放到农村劳动,十月返回单位后,恰逢单位开展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运动,要求职工写大字报揭露相关的铺张浪费,他那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恶习”难改,便胡诌了一张《近水楼台先得月》,历数机关后勤工作的诸多弊端。这是所有大字报中最具爆炸力的一枚炸弹,观者甚众,反应强烈。未几,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干校停力,精简人员,小陈便是首当其冲。被逐出教育厅。行前人事科长对小陈训话:“你不思悔改,乱说乱动,不宜在机关工作。以后到任何地方都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检点行事,痛改前非。”小陈这才明白,科长说的“乱说乱动”定是指那张大字报,在自己的档案里又会增加一页新罪证,唉!咎由自取,予复何怨,走就走吧。
遭遇了这次不幸的打击,小陈终于明白了,政治,或正直、热情,对他来说是奢望,敢对社会、或他人,说三道四,那只能是罪上加罪。目睹家乡的贫穷、落后,原本想用他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落后的面貌,这只能是梦!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等待他干的,只能是最脏、最累、最重、最苦的活儿。轻松的活儿,或稍带技术的活儿或叫“把关”的活儿,这位“阶级敌人”是不能沾边的,这叫“劳动管制”!
但是,明珠无论放到哪儿,都会熠熠闪光。无论是队长、社员,乃至三岁毛孩,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而且干得比人们想像的还好,完成得更加完美。戒备的目光渐渐没有了,童叟妇嬬,干部群众,都愿意与他共事。小陈牢记言话不多,特别是关于时政的事,人际之事,从不开口。关于农活、学习生活、做人的话,句句在理,句句甜人的心。人们自觉地关心他、理解他,读懂了他,信任他,照顾他,他在家乡的沃土终于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夏末冬初,正是农村轧棉花的高峰期。队里仅有的一台轧花机日夜不停地转动着。轧花机是利用小河或溪沟流水作动力的。轧花机就安装在极为原始的稻草窝棚里。晚上蚊虫叮咬,莹火似的灯光忽闪忽闪的,一切都模模糊糊的,一不小心就会轧断手指。那呼 呼的北风吹得窝棚嘎吱嘎吱地响,时刻都可能倒塌。一人守机轧花,常常顾不上吃饭、睡觉,又冷又饿、劳累危险。这差事,谁也不愿干,自然小陈便无条件地接了此任。
小陈把整个心思都用在轧花机上。他很快摸透了轧花机的性能,而且还学会了维修、保养。不仅提高了效率,赢得了不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小陈服务热情周到。无论白天夜晚,刮风下雨,都随叫随到。宁肯让自己苦一点,也要让农民早上回家。往年,仅队里的棉花就要一个多月才能轧完,现在不到20天便轧完了。因此,方园几十里的农民都络绎不绝地光顾。队里的收入猛增,但他得到的却是值8分钱一天的主要劳动报酬。
公社新禾堰水利工程工地的伙食老是难办好,换了一茬又一茬人都不行。这担子,谁承担呢?民工连长和民工都一致请小陈出任“团长”兼伙夫。小陈二话没说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上任后,他精打细算,节约用材,增收节支,珍惜每一根柴禾,每一颗粮食,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十分注意清洁卫生,增加、变换膳食花色品种,讲究营养搭配,所有账目公开,依理依规,执行财经制度,日清月结,账目公开,让民工们吃得饱,吃得香,吃得省,民工们吃饱了肚子,干活更有劲了,工程明显加快了。
一天“四清”工作队的人来工地检查,听汇报说小陈管伙食管得不错。当他听说小陈是老右时,此人便翻脸把连长训斥了一顿,毫无阶级斗争观念,竟敢叫阶级敌人管民工的伙食。万一他放一把毒药,这上百号人就不完了吗?当场撤了小陈的职务。
小陈的受苦受累绞尽脑汁为民工把伙食办好得不到公正待遇,反受职此侮辱,真是欲哭无泪。
上级领导为了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村里办起了夜校。可是夜校只有一个女教师,而且水平又太低,远远不能适应和满足学员的要求。于是小陈又被派上用场,请他来作义务教员。能干点与文化紧密相关的工作,能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献给父老乡亲,虽然没有任何报酬,再苦再累也在所不惜。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小陈十分兴奋,面对文盲、半文盲的学员,用不了那么高深的知识,更用不着讲阿Q为什么要在挨打时还叫“儿子老子”,更不用讲“朱丽叶怎样爱上罗密欧”的故事,但是,渊博的知识,雄厚的文学功底,能使他高屋建瓴,居高临下,常常把高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抽象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为农民喜闻乐见,把常见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讲得有深度、有广度,又富于故事性,哲理性,饶有趣味。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深受学员欢迎,他们从中深受启迪,深受教育,受益非浅。
小陈为了寓教于乐,不光教识字课、文化课,还抽时间教音体美知识。美丽的小提琴又派上了用场,夜校开办时,一首《社员都是向阳花》打开局面,夜校人满为患,入学率一直居高不下,以后每当琴声一响,山沟里大爹大妈、姑娘小伙不一会就把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很快村上又成立演出队。小陈自然集编剧、导演、伴奏、化妆于一身了,小小文艺演出队很快在公社小有名气。主动请他们去为当地民众演出,夜校也先后评为乡、区、县的先进学校。可是站在领奖台上的,不是这位含莘菇苦的耕耘者,他知道,或许永远与受奖无缘,但他仍能分享其乐。没有人追究他传播封、资、修就是大幸了。每当听到陈老师亲热呼声,每当他听到金灿灿的稻海里的歌声,每当他听到白云中摘棉姑娘银铃般的笑声,小陈也醉了,这奖励比什么都珍贵,这便是对他的心血、劳动、所有付出的最高奖赏。
在农村整整十五年的坎坷岁月中,他饱受人间冷暖,但他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失望。他心里阳光,精神饱满,生活充实,仿佛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力。
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是如何用双手养活自己,奉养老爸,让他欢度晚年。找工作吗无望,只有种地。为了每天能挣更多的劳动报酬,他听说主要劳动者,每天可挣十分(十分才一角五分钱,才能分到一斤粮)。何为主要劳动,即青壮年中能挑百十来斤,能干许多带技术性的活的农民才叫主要劳动,其他(主要是妇女、未成年人、体弱者)叫附带劳动。为了挣十分,小陈得首先学会挑担。挑担是山区农民的基本功,就象少林寺和尚练功是双手提水开始一样。无论抛粮下种,栽秧打谷,施肥、抗旱、收割、送公粮,及至家务活,无处不用肩挑,挑不起百八十斤就不能叫“主要劳动”。
回家第一天参加劳动便是挑水上山淋玉米。挑担并不陌生,但现在不同了,挑上百来斤粪水,还要爬行一两里山路,每上升一步都气喘吁吁,随着趟数增多,肩膀越来越疼,步子越来越沉,汗水淋漓如雨。他索性脱掉上衣,赤膊上阵,任烈日炙烤,毕竟是苦水中泡大的人,一天终于挨下来。但到了晚上睡觉时,肩膀肿痛难忍,背上皮肤全变成了水泡,火辣辣如针刺一般,全身象散了架似的动弹不得。咬牙熬过这一天,日子一久,挑担已是家常便饭,算不了什么,终于练就了一双能承担任何生活重担的铁肩。
一九六四年冬天。小陈被派去修水渠工地劳动。小陈一心想挣高工分,主动要求去抬麻条石。这是小陈第一次干这活,以为有劲就行,其实不然。四人抬一条重约千斤的条石,决非易事,必须起落一致,步伐一致,用力一致,既要个人过硬肩力,又要整体配合,怎样套绳,怎样用力,怎样跨步,怎样喊号子都有讲究,稍有不慎,就会伤人。好在小陈已有挑担的基本功,再经同伴指点,自己悉心体会,抬上两趟就会了,但是压在肩上的是两三百斤,石头一压上肩,小腿就不住颤抖,腰也伸不直,这时只有靠集体喊号子来壮胆、运气,把憋在胸中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转化为向前跨步的动力。为了把喊号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小陈别出心裁,把一些节奏感强的歌曲如《大路歌》、《解放军进行曲》等编排到号子中去,把对重量的注意力转移到对音乐的体验上去,通过释放和转移的心理效应,肩上的重负和心中的苦况都大大减轻了,抬石头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生命极限。
要成为庄稼汉中的“好把式”,有权威的“老农”,必须学会农业劳动所有重活、粗活、细活,特别技术性的活都得学会。职称才能从“主要劳动”升格为“老农”,栽秧打谷,抛粮下种,犁牛打耙,观测天象,把握种抢收时节。有了“老农”身份,地位也高了。队长也得尊重一点。有了“老农”身份,就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每天只需手拿鞭儿,跟在牛屁股后面,或给牛充老子,或慢悠悠地吟诵自己的风花雪月,耕播自己的喜怒哀乐。
老农说,“养儿不学艺,担断撮箕系”,光会干农活没有手艺,仍难以养活老婆孩子。一遇要花钱的事,光靠卖点粮食、家禽,如杯水车薪,怎么过日子呢?不久凭借他大学生的智力和刻苦学习的精神,他把破烂箩筐等农具家具,边拆边摸索,练就了竹编手艺。什么簸箕、箩筐、竹席、晒簟、撮箕都会编。他编织的农具、家具成为抢手热门货,为队里挣得一笔可观的收入。缓解了家中许多燃眉之急。还能给孩子买回上学的书籍、纸张、笔墨,老婆的针头麻线、小儿的油炸麻花、棒棒糖……逗得孩子哈哈笑。
一九六五年,小陈已过而立之年,父亲的哀叹、岁月的流逝,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应该享有人间天伦之乐了。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的空壳家庭迫使小陈不得不寻求精神寄托和生活伴侣。好心人为他物色过两个对象,都因不是她看不上他,就是他看不上她而告吹。最后还是在夜校里认识的一位姑娘引起他的注意。她和小陈同在一个生产队,每晚夜校下课都陪小陈一道回家,渐渐亲近起来。平时小陈见她干活很能干,手脚麻利,凡是计件活儿,她比一般妇女都干得快,因而挣的工分多,身体也十分健壮,不怕吃苦,敢和男劳力一起挑粪水、送公粮。性格也很泼辣,是典型的“川辣子”,谁要无礼于她,会骂你狗血淋头。她家是贫农,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敢欺负她。更重要的是她脑子里没有僵化的政治标签,不嫌弃他是右派,有了这几件,小陈认定她就是心中的黑牡丹。
一天晚上,大队放坝坝电影《白毛女》,小陈约她去看,白毛女的悲惨遭遇看得她不停地抹眼泪,没想到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姑娘感情世界还如此丰富。回家路上,小陈轻轻地唱起大春想喜儿那段插曲,她不禁紧紧地抓住小陈的手,小陈心中有了底,趁感情热线接通的瞬间,向她表白了爱意,她腼腆的接受了。不久,大哥为小陈作媒,向她父母提亲,未遭拒绝,她哥哥是民办教师,坚决反对。但妹妹态度坚决,又得到父母的支持,哥哥的反对无效。为这件事小陈婚后若干年都不肯跟她哥来往。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他俩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生活没有文人小说里写的那么浪漫和甜蜜。经过岁月的涤荡,小陈的感情已洗尽浮华,只剩下农民居家过日子那份沉实,正好与妻子那纯朴的感情表达方式相融洽,共同演绎着苦难年月那段质朴无华而又感人肺腑的乡村恋曲。
在日常生活里,总是她吃稀,他吃干,他吃鸡,她喝汤,他吃鲜,她吃陈,嘘寒问暖友举案齐眉。每当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她总能从外边弄几把青碗豆、青胡豆,加点自留地里的牛皮菜凑合着过几天,而作为丈夫却没有这种本事。“文革”期间,小陈每次挨批斗回来,她不是用眼泪来诠释他的悲哀,而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煮给他吃,狠心地把要变成钱的鸡杀了给他补身子。如果私下听见有人骂小陈是右派,她会挽起袖子跟别人厮打。人前人后,从未因丈夫是右派而觉得矮人一等,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从不低下她那高贵的头,和小陈的怯懦形成强烈反差。就是这样一个朴实、坚强、泼辣的女性与小陈这个十恶不赦的背时鬼携手,并肩走过那段长达十五年的风风雨雨。
由于小陈的农民夜校,成绩斐然,颇有名气。“四清”那年,公社办农业中学,拟找小陈去当教师。这事不知怎么被“四清”工作队知道了。对小陈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大学生怎么会跑回来当农民,于是找小陈谈话,小陈怕惹出麻烦,他坦率地亮出了他右派帽子。这位读书不多,思想僵化的中年人,听了小陈的直白,如同五雷轰顶,吓出一身冷汗,险些用了阶级敌人,不用说,当农中教师的事泡汤了。
小陈的右派故事很快成了乡里的头号新闻,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五类分子”应享受的各种非人待遇,他当然不能例外。但苍天有眼,人间自有真情在,小陈做梦也不敢想的好事有时也会落到他的头上。比如,村团支部开展各种活动就常常请这个早就被开除团籍的非团员参加,教他们唱唱歌,写个快板,花鼓词,排导文艺节目、演出伴奏等等。这些场合,小伙子、大姑娘、大妈、大嫂,见了小陈总是老师长、老师短地喊得亲亲热热,对小陈很有礼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文革初,还没殃及“五类分子”,小陈所在村的团支部率先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根本不在乎小陈是右派,请他当了宣传队的辅导员,排了《沙家滨》、《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和一些小歌舞,这是全公社唯一能排大戏的宣传队。先在本村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接着又被公社指派到各村演出,后来又被邻近几个公社请去演出,最后调去县上参加汇演。参予这些活动,虽然挣不到工分,年终分配要减少收入,但不会降低体力的过度透支,缓解心灵的桎梏,转移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关注,忘却现实的严酷,在麻木中苟全性命于乱世。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小陈的日子变得严峻起来,一次又一次戴高帽、挂黑牌,游村游街示众挨批斗。第一次游街批斗回来,心里很难过,觉得面子扫尽,吃不下饭,妻子见他垂头丧气,中午特别炒了一盘鸡蛋,边往他碗里夹菜边劝慰说:“你看公社党委书记都陪你站在一起挨斗,你有啥想不开嘛!”她这一简单的类比推理,胜过他读万卷书。从此小陈便把多年来都折磨不掉的自尊心当做精神枷锁彻底砸碎,以超然物外的心情视游街批斗为少儿游戏。视角一变,心境大变,它果真变成了游戏。不信且看:
批斗他的那些造反派大小头目,不少是他搞宣传队时结识的小青年,不要看他们坐在台上对他声色俱厉,强调夺理,无情批判,煞有介式,铁面无私,但在背后却帮了他不少忙。比如游街示众时,给别人戴的高帽子,里面都装有荆棘,很刺肉,给他的高帽里面装的却是稻草,又如明天如果要挨斗,当晚会有人来给他报信,教他应对办法。游街时他们会派专人来揪他,要他主动把头后仰,他们揪头发,扭胳膊只是做做样子。再有,批斗会开始,台上喊“把右派分子XXX揪出来示众”时,要他主动跑快点,自己跑上台,不要被他们揪住,可免受“坐喷气式”之苦(坐喷气式是文革中整人的一种方式,其作法是两人在后拽住被揪斗者的胳膊,用力向后扭,象喷气式飞机的双翼,一手拽住被揪斗者的头发用力向前揌,象飞机的头,使被斗者的头和手臂形成强烈的反向张力,产生撕裂般的疼痛)。还有一次,公社造反派头头计划晚上开批斗会,打人的柴块准备了一大堆,专门收拾几个他们认为最坏的人,小陈也被列入黑名单(可能是他们认为小陈在宣传队时跟某个女知青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根本是无稽之谈),他们派一个知青来抓他,这位知青与小陈相识,走到半路就回去交差,说他不在家,使他躲过了这一劫。事后这位知青告诉小陈,那晚挨斗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打得死去活来。小陈在“文革”中虽然精神上受到残酷的折磨,但还未遭受多少皮肉之苦,这不得不感谢他那些年轻的朋友们。
超然一点看,“文革”千真万确是一声疯狂的游戏,只不过与一般游戏结局不同的是:它是以整整一代热血青年的灵魂迷失与荒废为沉重代价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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