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章出发：向党章看齐(九)

所以“格瓦拉困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革命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很多东西是在战争年代，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比如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么这些东西在执政和市场经济环境下，要如何找到生长点？我想这是我们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种精神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现在时空变了，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要怎么跟新的环境结合，不要中断，并且发扬光大？这面临着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个人和组织、个人目标和整体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我们教育党员把个人事业、个人目标和整体目标融入在一起，在发展整体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目标，而且在必要时适度发扬牺牲精神。我们党组织对党员既要讲教育批评，同时又要讲人文关怀；既讲管理，又讲服务，就是引导党员把个人和整体融入在一起，在发展事业的同时，发展我们自己。所以，要用一种辩证的思维，而不是一种极端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教育党员树立一种正确的利益观，讲的就是这种“融入”。个人利益融入整体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必要的时候发扬这种牺牲精神。那么这种利益观既是先进的，同时又是可行的；既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能够和市场经济接轨。

八项义务。共产党员的八项义务是行为规范，是在基本条件下，党员对党应当承担的责任。党章规定的八项义务既有历史传统，又有时代特征，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对党员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要忠诚干净担当，党章规定，党员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这项规定提出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防止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对党忠诚老实；不能搞小集团活动。联系现实，这项规定实际提出了两个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就是一要防止所谓“两面人”现象，二要克服“圈子文化”。要正视“两面人”的问题。我们举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为例。李大伦很会做诗，他曾这样写道：“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最后这句话是以鲁迅自况的，鲁迅讲了“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是，就是写出这样诗的李大伦，他贪污受贿超过4000万，他就是一个“两面人”。这问题怎么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够出现在我们党内，而且能够不断上位？这是一个让人痛心，也让人深思的事情。我个人觉得，不能仅用人性来解释“两面人”。有人说人都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如果这么解释，那我们党内还有焦裕禄、谷文昌这样的干部，是不是？而且这样解释也不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人怎么形成的？从社会关系来解释，把这个现象放在我们国家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来看这个人是怎么形成的。简单讲，具有“两面人”特征的贪官，面对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他拒绝正确的东西，他吸收了错误的东西，同时他学会了革命的辞藻，能够包装自己，他不是像一个非常落后的员工，整天发牢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贪官不是，他不信正确的，他信错误的，但是他学会了革命的辞藻，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他为什么不信正确的，反信错误的东西呢？就是因为他不能够正确地对待转型期的消极现象和消极体验。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还存在着所谓的潜规则，甚至所谓的逆淘汰，那么这些错误思想会在人的思想上引起波澜。因此，当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时，他在真善美、假恶丑之间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认为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是吃亏的。 原因之三，角色冲突导致“两面人”的形成。我们的干部应当是人民的公仆，我们党组织和群众也是这样要求干部的，但是贪官那种肮脏的内心世界，完全拒绝这些原则，如果这些东西暴露出来，他在我们党内根本不能生存，更谈不到发展。所以，由于这种角色冲突，迫使他把自己的真实面目加以伪装。开始他是不自觉的，一些表演是笨拙的，后来作秀越来越自觉，手段越来越高明。加上利用制度上的一些漏洞，不断地钻营，从而屡屡得逞，使得官越升越大、钱越捞越多、情人越搞越乱，最后哄然倒塌。这一结局早已注定，在我们党内也终究是邪不压正。所以，贪官在成为“两面人”之后，他的内心是很纠结的，一方面是担忧、害怕、悔恨，另一方面是赌博、贪婪、侥幸。最终后一种心理占了上风，他便飞蛾投火般地走向灭亡。就如西方谚语说的，上帝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这些贪官给我们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酿就了他自己的人生悲剧。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个“两面人”现象？

第一，改进干部选拔、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对干部要进行科学准确的考察，要真正了解干部的政治品质和思想品质。对干部的教育要达到知、信、行的统一，把知识转化为干部内心的信念。知识还不是信念，只有当它跟我们内心的情感体验、意志力量结合起来的时候才会成为信念，然后再外化为行动。因此，知、信、行统一是非常重要的。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投身实践。知识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但是你要产生感情和意志，那就必须投身实践。心理学上早已证明，信念就是认识、感情和意志的统一体。投身实践是改进干部教育、选拔工作，达到知、信、行统一的一个关键途径。

第二，克服“圈子文化”。这个问题也很突出。习近平总书记说，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什么是圈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近有远，（有点血缘关系的）这不能算是圈子。这里的圈子有一个特定的含义，它的实质就是以非分的利益为纽带形成的一个小团体。而热衷于搞小团体的这种做法和观念，就叫做“圈子文化”。“圈子文化”的形成很复杂。简单地说，一是受到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我们的传统文化很多都非常优秀，但就某些习惯、某些方面来说也有落后的东西。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不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与义务基础上的一种平等关系，而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就像一个石子投入水中，在水面上形成一个个圈，最靠近中心的圈是血缘关系，然后依次是亲缘、乡缘、师生缘、地域缘等。由此可见，我们所讲的圈子，它的形成基础还是利益。所以，这种观念是非常落后的，是我们党历来坚决反对的。而文化是一个内化在骨子里的东西。它作为一种潜意识还存在于某些领导干部的脑海里。二是过去存在的山头主义和工作中的宗派主义也容易产生“圈子文化”。三是组织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如缺乏民主、不够透明，一些干部独断专行搞“花钱一支笔、开会一言堂、用人一句话”等，也会导致“圈子文化”的形成。“圈子文化”的危害很大。首先，“圈子文化”扭曲了党内关系。我们党内本应是建立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