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章出发：向党章看齐(七)
第一，纪严于法，权利让渡。纪律比法律要严，法律不禁止的事情、法律允许的事情，可以由党的纪律禁止。为什么？因为你是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纲领、章程的。自愿加入共产党，对党做了承诺，所以党组织就可以对你提出比法律更严的要求。换句话说，法律给你的这部分权益，在你入党的时候你就自愿做了放弃。这就叫权利让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因为宗教的世界观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对立的。公民可以信教，党员也是公民，为什么就不能信呢？就是不能信。（因为党章中党的要求是这样的）你志愿参加党的组织，承认党的纲领章程。党就可以对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你这部分的权益就被视为放弃，这叫做权利让渡。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纪律比法严。第二，人人平等，反对特权。我们党只有一种纪律，并不是对于普通党员一种纪律，对于领导干部是又一种纪律，那就破坏了纪律的统一性。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拒绝任何特权。功过分明，不容混淆。在执行纪律时，不能因功免过、因功免罪。不管你担任多高的职务，立过多大的功劳，触犯了党纪国法这个底线，就必须受到制裁。第三，是防腐剂，也是正能量。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纪律对于反腐倡廉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武器，是防腐剂，但同时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一种正能量，可以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不能把执行纪律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现在个别干部有一种消极情绪，说为了不出事，宁肯不干事。为了不出事，就什么也不干了，这个思想是错误的。有极少数干部为什么会出事？不是因为他干了事儿，而是他干了不该干的事儿，拿了不该拿的。如果仅仅为了不出事，就不干事，我想，这样可能不会出事，但是这样的干部可能就出局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还要治理庸政、懒政、怠政，不能让尸位素餐的人赖在这个岗位上，怠我们改革开放的事业。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干任何工作都有风险。有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说如果一个船长的使命是保留船只的话，那么这个船长会永远让船停留在港湾。如果一个船长的任务是把船保留好，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出海，不出海最安全。但船长的使命恰恰是要扬帆远航，所以我们的干部在改革年代带领群众干事业是有风险的。怎么能够做到既要干事、想干事、干成事，又不出事呢？我觉得纪律是个法宝，是个护身符。执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等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防止决策失误，防止腐蚀，特别是严防死守廉政的底线。对于不义之财，不仅要做到手莫伸，而且要做到心莫想。手，当然不能伸，伸手必被捉；最好也不要想，想了就可能会伸手。如果这样来要求自己，用纪律规范要求自己，我觉得可以做到既干成事儿，又不出事。所以，我们不能仅从消极方面理解纪律是防腐剂，纪律也是一种正能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应该吸取经验和教训，要严格要求、执行纪律。
十八大以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执行纪律要求“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最后把一些干部害了。古人的经验已经证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尽管人的素质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但尽可能用高标准要求，他就会提高，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如果你不敢用高标准要求，那么最后他可能做得更差。前些年，一些单位存在一个“下行线”。什么叫“下行线”？就是越来越走下坡路。经济放开是没有问题的，经济就是要放开，但问题在于经济放开以后，思想也随之放松，思想放松就错了。接着，党组织在管理上就放任了，管理一放任，干部就放纵了，什么都干，最后一看，管不了了，党组织责任也放弃了。从经济放开到思想放松、管理放任、干部放纵，责任放弃，最后一些干部毁掉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当时管得严一些，是不是情况会好得多？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教训。那么，能不能把“下行线”变成一个“上行线”？通过严格执行纪律，我想可以做到。首先，要严格维护纪律，构筑一种无处不在的约束，无处不在地约束党员干部，在约束的基础上让干部达到自律。这个“约束”是外部的，“自律”是内部的。按照党章要求，要求自己从无处不在的约束，要变成无时无刻的自律，接着再提升到无须提醒的自觉，到了自觉的时候就不是自律了，他会自觉这样做，然后再提升为无可动摇的习惯。到了一个已经成为习惯，不需要再做思考、再做价值判断的程度，从严治党、落实纪律要求就会有很好的、主观上的思想保证。所以从严执纪、从严治党，我觉得应该把“下行线”变成“上行线”，经过我们的努力，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八、正确认识党员标准和基层组织建设
1、党员标准。建党以来我们的党员标准经历了哪些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标准是党章对党员提出的条件和要求，是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的基本尺度。坚持党员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遵循。党员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90余年的历程中，党始终根据自身地位和任务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严格党员标准，切实提高党员质量，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在建党初期，党就对党员标准作了基本规定。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及其实现的一般步骤，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1921年7月，一大党纲明确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据此，党员必须认同党的纲领和政策，而且不能跨党和做官。1923年6月，三大党章取消了党员不能跨党和做官的限制，为非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打开了大门。1927年6月，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对入党资格增加了“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以及“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的内容。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员标准出现“唯成分论”倾向。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归咎为“党的指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化”，因而确立了党员成分要工农化的政策。1929年11月，古田会议打破“唯成分论”倾向，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党员的五条标准：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华北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任务随之发生改变，党的大门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中，提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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