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问责利器的警示效应“最大化”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新修订《条例》坚持对症下药，完善问责机制，查堵偏差漏洞，把问责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着眼于分清责任、严肃问责，在问责原则中增加了“权责一致、错责相当”“集体决定、分清责任”等内容。  

如果说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制度上的刚性约束，那么，这次对《条例》的修订，则突出了问责的精准、高效和规范性。毕竟，问责也是一种权力，如果不规范科学，难免会失去公信力，如果不关进制度的笼子，也难免会失控任性。坚持问题导向，提高问责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无疑是激励担当尽责的重要保证。

众所周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时代的来临，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厘清了监督职责，也强化了监督力量，使各级纪检监察人员在监督过程中更有底气，更加硬气。但如何高效监督，却是个不断改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尽管《条例》出台，推动监督行为走向制度化轨道，但具体行为中，监督问责泛化、虚化，凑数式问责、零查处问责，依然时常进入眼帘，必须及时解决。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如果规矩不科学规范，也难以达到最佳约束效果。修订《条例》规定，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同时对该党组织中负有责任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问责。言下之意，在于杜绝一些领导干部打着“集体决定”旗号，为个人违纪违法撑起“挡箭牌”，也将彻底打破“法不责众”的避责心态，为监督执纪中的新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方向和思路。

同时，修订《条例》对问责程度进行了详细规定，从启动、调查、报告、审批、实施等各个环节予以全面规范，有效防范问责权力任性，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防止“灯下黑”。同时，也为被问责对象提供了陈述和申辩机会，进一步增强问责的震慑力和公信力，让问责在“阳光”下进行，使人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