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泛滥问责”当治本之策

据报道，有员工早上9点在办公室喝牛奶，被开出问责意见单；有教师假期自费聚餐，被纪委通报批评；有干部在扶贫手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被通报批评……类似这样的现象，或是过度依赖问责来推进工作，或是以问责代替整改，或是在日常管理中滥用问责，都模糊了焦点、忽视了重心、偏移了方向。（6月3日《人民日报》）

   从这些“过了度”的问责典型中不难发现，有的地方仍未摆脱“凑数式问责”泥潭。纪检监察部门为了完成年度问责数量，迫不得已之下，就只能找人充数，滥用执纪的权力，造成种种“冤案”的产生。事实证明，如此泛滥问责，只会激发舆论风暴，引来重重质疑，透支监督执纪的公信力。

   众所周知，监督执纪权力的运行，关键在于过程管控，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保护”，而不是事后查处“亡羊补牢”，用严厉问责来产生倒逼效应。毕竟，后者只是治标之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对党和人民来讲，有些损失不法弥补，犯错干部也令人惋惜。

道理很简单，但操作起来却难。有的地方为了督促下级纪检部门履职尽责，零容忍对待违纪行为，故在完成问责数量方面下指标，实行考核“一票否决”。当下级完不成预期目标任务数量时，就只能另辟蹊径，进行“泛化问责”，专找软柿子捏，拿一些在是否违纪方面相对模糊的行为“开刀”凑数。

固然，监督执纪实行指标式管理有错在先，但进行“凑数式问责”应付，则是错上加错。要知道，问责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严惩了多少违纪者，震慑了多少人，而在于形成执纪公信，督促大家在法纪的“红线”内活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问责精准有据，才能让人心服口服，起到教育警示作用，否则，只会令纪检机关颜面扫地，令监督执纪精神被扭曲，无人认可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