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与节水

中国之危：是水资源还是碳排量？     西南五省旱情升级，部分地区已面临特级干旱！这似乎是在提醒“两会”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威胁之一：水资源的稀缺。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国人对低碳经济的关注逐渐升温，据说已成为本届“两会”代表们关注的三大热点之一。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环境之危，天上的问题是碳排量，地面的问题是水资源，二者不可偏废，相比之下，水资源的中国之危则更为紧迫！
   中国的淡水资源约占全球总量的6%，有文章说排名第四，也有文章说排名第六，总之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中国的人均淡水拥有量却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1/4，国家排名在110位之外。不仅如此，中国的淡水消费量是非常惊人的，总消费量占全球消费高达13%，单位GDP的耗水量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十几倍（有的说几十倍！）。走遍世界，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繁荣的洗浴泡脚产业。过去50年间，中国平均每年消失两个淡水湖泊！主要江河湖泊的水位连年创出新低，长江枯水期的水位下降又创出了130年的新纪录，古人非常担忧的“黄河断流”已是多年的事实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不可一日无水，但水枯竭和水污染的威胁与日俱增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远没有达到今天人们关注低碳经济的水平。一个是水资源，一个是碳排量，都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威胁，为何会这样厚此薄彼呢？对碳排量的社会关注度上升是环境意识的进步，也是无可厚非的社会责任感，但至少有两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一，关于温室效应和地球变暖的必然性并不是确定的科学结论。历史上有过“冰河期”，生物曾经亡于地球变冷是有实证结论的，但生物亡于地球变暖？至今没有实证结论！第二，国外各界人士对低碳经济的问题格外关注，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研究的水平提高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碳围剿”。要在碳排量之争中警惕“碳围剿”，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挤占了他国的生存空间，在海外一些人看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的灾难！
   社会的群体行为几乎都会被感染上政治的阴影，如果说，在碳排量之争的背后有国际政治，在水资源之争的背后就是国内政治，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淡水资源的分布看，中国80%以上的淡水资源集中在长江以南，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繁荣得益于“两水”：一是货币之水，二是自然之水，而北京天津的经济繁荣却依赖于“两调”：一是南水北调，二是宏观调控。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将是城市化，城市化的区域经济版图将高度依赖于人口的流动和货币的流动，但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关键因素，即“水流”。淡水的流动与人口、货币的流动并列为国民经济的三大流动性，在我看来，这三大流动性将决定未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内需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流动的方向是确定的，即“小富进城，大富进京”。未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亦将呈现“二八定律”：80%左右的城市人口会积聚在中心城市，20%左右的城市人口留在中小城镇与特色城市。与人口的流动相适应，水往低处走，钱往高处流，财富将集中流向中心城市，所以现代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城市有三个等级：国际中心、国家中心和区域中心，因此未来中国的城市化也会存在三个层次，已经明朗的是：香港和上海为两大国际金融中心，北京是唯一的国家金融中心，此外还有5-6个区域1000金融中心城市。
   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市化版图必然发生规律性的城区扩张，从各国城市发展的趋势看，现代中心城市的扩张有两大主流模式，一是环形扩张，如北京的五环模式还将继续外延，天津人会逐渐感觉到“北京八环”的房地产溢价；二是带状扩张，如美国的大洛杉矶地区和中国的珠三角地区，都是一条“金蛇”。无论是环形扩张还是带状扩张，都可定义为同城化的趋势（或者城乡经济一体化），于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城市化阶段，中心城市的周边或者因同城化而整体升值，或者因边缘化而趋于贬值。人口的流动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进城为顺，出城为逆，双向流动的方向也会在同城化的趋势中自然形成，而引导同城化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水，水，水！鸟择木而栖，人择水而居，人与自然虽有万千气象，最终还将返璞归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无独有偶，经济学在美国有两大流派，芝加哥学派由于位居五大湖之滨，被称为“淡水派”；凯恩斯主义盘踞的主要大学有哈佛、耶鲁、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伯克莱等名校，因位居东部海岸和西部海岸而被称为“咸水派”。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关注是货币，货币如水，咸淡两派，经济学对水的关注也如自然规律之返璞归真。
   在关注碳排量的人群中，有的附庸风雅，有的别有用心，有的是人云亦云，有的是社会责任。中国人在关注天空的同时，还应脚踏实地地更多关注水资源的稀缺。碳排量之争是国际的，水资源之危是本土的，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在这片热土上付出过心血和青春的人会更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