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绍兴城市河道清障治污的重要见证 ——王阳明《浚河记》等三块著名水利碑文选释

绍兴府河边王阳明《浚河记》碑（邱志荣 摄）

绍兴城有2500多年历史，以“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闻名于世。绍兴自东晋时就已成为全国繁华富庶之地，《晋书·诸葛恢传》载:“今之会稽，昔之关中。”到唐代，越州刺史元稹在诗中写道：“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南宋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陆游在《嘉泰会稽志·序》中称：“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王十朋《蓬莱阁赋》记其时绍兴城：“周览城闉，鳞鳞万户。”据《越州图经》记载，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府城内厢坊迅速扩大，全城已有五厢九十六坊。绍兴城不足8平方公里，水系发达，河港遍布，商肆繁华，人口增多，给城市管理、城河管理与排污带来了新难题。而到明清两代，河道淤塞、侵占、污染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城市水系的综合治理，便成为当时绍兴知府必须亲自负责抓好的重大民生环境工程。今天所能看到的明清绍兴3块著名水利碑文就是城市治水历史的重要印记。

王阳明《浚河记》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因筑室会稽山下的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的《浚河记》碑主要记载了绍兴知府南大吉治理城河的过程以及倡导、守护正义的议论。南大吉（1487—1541），字元善，号瑞泉，明陕西渭南人，明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嘉靖二年（1523年）以部郎出守绍兴府。

碑文开篇就记载了当时绍兴城河令人忧虑的状况：“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隘，蓄泄既亡，旱涝频仍。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可见，这城河已久为沿河民居所渐进侵占，杂乱凸现，淤积且狭小。填河的又都是一些权势大户，一般民众敢怒而不敢言，官府也不敢过问。日侵月占，河道的蓄泄功能丧失，便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洪涝灾害。绍兴人自古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如城河淤隘，航道堵塞，则船行难通。水质污染，城市环境恶化，市民生活质量下降。

“善治越者以浚河为急”。于是，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组织对绍兴主要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整修，并首先对淤塞严重的城河加以浚拓，“南子乃决阻障，复旧防，去豪商之壅，削势家之侵”，一举将府河拓宽六尺许。

“失利之徒，胥怨交谤，从而谣之曰：‘南守瞿瞿，实破我庐；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厉民欤？何其谤者之多也？’”南大吉在治理河道过程中与沿河势利之徒、奸猾小人有了直接冲突。恶意诽谤之声四起。

为支持南大吉，启导民众支持南大吉“顺其公而拂其私，所顺者大而所拂者小”，保护河道水环境，王阳明以事实充分肯定南大吉城河整治后的效益：“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是秋大旱，江河龟坼，越之人收获输载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垫溺，远近称忭。”

治水事业，功德无量，绍兴人民对南大吉的治河之举交口赞誉：“又从而歌之曰：‘相彼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其弥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鱼鳖矣。我输我获矣，我游我息矣，长渠之活活矣，维南侯之流泽矣。’”

最后道明了为官之要和核心价值所在：“人曰：‘信哉！阳明子之言：“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纪其事于石，以诏来者。”

王阳明的《浚河记》简明扼要，立意高远，把深刻的道理，以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弘扬正义，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是对后来绍兴从政者的激励，对民众的教育，也开创了绍兴城市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先例。

俞卿《禁造城河水阁碑》

俞卿，字恕庵，云南陆凉（今陆良）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兵部郎出绍兴知府。到任后，俞卿见绍兴城河因一些居民常投污秽物于其中，堆积、污染并淤塞河道，以致“一月不雨，则骤涸，舟载货物，用力百倍，入夏尤艰苦”。是年冬，俞卿组织民众对城河进行疏浚。当时俞卿初到绍兴，对如何清淤缺少经验，挖掘之土随意堆弃两岸，到第二年汛期河水高涨，两岸堆土又重新滑落河中，出现了边浚边淤的状况，收效甚微。俞卿通过实地查考，总结失利原因，又布置新的疏浚办法，规定挖河必须深三尺，宽则极于两岸，河道开挖始于各小门，逐段推进，以一里为程，在起止处各筑土坝阻水，完工验收后开坝进水。为清除淤泥，用船将淤泥运到城外的深渊处，还有一些则由沿河居民挑倒到一些空旷低洼之地。挖河的费用，由官府出俸银，运土的船，则借于乡间，每都须出船若干艘，并须配有船夫一人。这样做，不逾月就完成了疏浚。

又有城河沿岸居民因贪图便利，常有架水阁、木桥于河上，以致河道闭塞，影响水上交通。俞卿亲自调查沿河设障情况，召集城中父老曰：“尔越文明旧盛，胜国二百七十年，取巍科登公辅者踵相接，至于今少衰矣，实兹河之淤塞，故河在五行居其二，水与土相生者也，水土生生之义亏，地气塞而文明晦，是不可不急以浚。架阁者几何家？速毁尔阁，毁之实所以成之也。尔民其敬听毋梗！”导之以义，晓之以理，恩威并举，于是政令一出，沿河桥阁不数日尽被拆除，虽大户之家莫敢后焉。

为使保护城河形成制度，俞卿又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立《禁造城河水阁碑》，分别位于城中府仪门和江桥张神祠。碑中首先言明立碑目的、绍兴城河地位以及污染阻塞河道的危害：“为永禁官河造阁，复水利以培地脉事。照得越郡城河从鉴湖南入，直进江桥，分流别浍，号为七弦。固四达交通，发祥毓秀，为阖郡利益也。自居民不遵古道，始于跨河布跳，继而因跳构阁。一人作俑，比户效尤，致令通津暗塞，水涨则上碍船篷，水浅则下壅污泥，损伤风脉，阻滞商民，积弊相沿，莫此为甚。”设障侵占河道，污染水域，不仅是水利问题，更是败坏民风和影响区域发展的问题。

接着记述了俞卿本次治河的经过、效果和立碑的意义：“本府莅任，即捐俸疏河，及确访水阁情弊，更逐处亲勘，随经出示晓喻，于限期拆卸。不数日而障开天见，复还古制，远近同声称快，即造阁人户亦无不输诚悦服。兹据通郡绅矜（衿）耆老、船户人等各具呈词，公吁立碑垂久，事关地方利弊，合行永禁。为此仰郡属居民知悉。”俞卿为治水呕心沥血，成效明显，还多次捐俸禄于其中，得到绍兴人民的肯定和拥护。

更难能可贵的是，俞卿在认识上高人一筹，对于治水意义有精辟的理解：“当念河道犹人身血脉，淤滞成病，疏通则健，水利既复，从此文运光昌，财源丰裕，实一邦之福，非特官斯土者之厚幸也。”

治理水环境不但要统一集中治理，还要有长效制度管理，依法严厉处置侵占河道、污染环境的行为：“倘日后仍有自私图便，占河架阁等弊，许邻佑总甲指名报官，以凭按律究治；若扶同容隐，察出并罪。各宜永遵，毋得玩视。”

此碑为古代绍兴著名的水利规章之一，对后世治水产生了积极影响。

李亨特《禁造城河水阁示》

李亨特，奉天正蓝旗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出任绍兴知府。“尝微行城乡，体察疾苦，凡有民瘼者，罔不为除剔整顿之”。上任不久，即把水利放在重要地位，整治河堰陂塘，建树颇多。又见到由于管理上的放任废弛，在河道阻塞和污染上出现严重问题。

为整治府河，李亨特对绍兴城内河道进行全面考察，确定了整治方案，于是立《禁造城河水阁示》碑告示。立碑的目的是，“为申明禁令，立限拆毁私占官河水阁事”。

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城河地位重要。“绍郡城河自南门受水，直进江桥，分流别浍，四达交通，仍流泻于昌安门，山、会二县于此分界”。

二是问题和危害。“商贾辐辏，市民恶其地狭，架水阁于河上，舟行几不见日月，或时倾污秽溅人，往来者苦之”。又“架水阁致使通衢黑暗，污秽淋漓，水皆臭恶，泥污壅积。甚有妇女踞坐阁上，或当阁曝晒亵衣秽物，舟行其下，恬不知耻。且两岸相接，设遇祝融不戒，必致延灾，尤为大害。更查设有平矮石条、木桥，以图行走自便，不顾下碍舟楫，亦于河道不便”。

更严重的是环境影响人文：“兹河为郡城血脉，淤塞不通，故闾阎凋瘵，文明晦而科甲衰。”

三是前人有治理规范。“康熙五十四年，俞前守下令尽撤之，并镌石碑二，一立府仪门，一立江桥张神祠，日后仍有占河架阁等弊，许邻佑总甲报官，按律究治，扶同容隐，一体科罪，以昭永禁”。

所立《禁造城河水阁示》对限期拆除提出了要求。

发现从郡城张神祠至南门止，共设有水阁74座，石条4座，木桥8座。“本应即行拿究，姑先申明禁令，立限拆毁，为此示仰该市居民等知悉，立将所架水阁、石条、木桥各自拆毁，限二十日内拆竣，以凭委员查勘。倘敢抗违，除委员带匠押拆外，仍将本人严拿，按强占律治罪，断不稍宽。各宜凛遵毋违”。限令在20日内自行完成清障，倘有敢于违抗者，除官府派员随带工匠押拆外，还将违禁令人严拿，按侵占罪论处。

清障后，李亨特又组织对城河进行疏浚，于是河水为之一清，舟楫往来顺达，水城更显盛世景象。此外，李亨特还组织对城河的水则、桥、巷口、坊口、寺、庙口、轩亭口等35处的水深进行探测，为后来者治河留下了依据。同时，李亨特还着力整治城内街面路口，使城中街道畅通无阻，恢复了“天下绍兴路”的美景。

几点启示

从以上三块水利碑文的内容和实施发展过程中，至少可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和认识，供今人借鉴：

其一，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多，环境变化会影响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个人损公利己的不良行为也会导致环境恶化；在城市河道水环境方面，尤其是清障、清污、清淤成为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管理不善会引发诸多矛盾，直接影响城市生活环境、人文形象。

其二，城市水环境保护、治理是综合性的，城河水活、水畅、水清是为首要目标。在治水和河道水域保护中，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综合举措，方能行之有效。在这种背景下，以行政首长为总负责，水利、环保、城建等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至关重要。

其三，城市河道保护、治理具有动态性、持续性、重复性。在日常管理中，既要集中整治与日常管护相结合，更要制定操作性强的制度与法规，告示民众，统一认识，严格执行。（邱志荣 茹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