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开渠（上）

汉武帝时期槽渠的大致走向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文武全才的帝王。他登基时，大汉帝国的列车已轰然驶向强盛，不甘碌碌无为的他一改前辈垂拱而治的做法，对内兴作，对外开疆——北击匈奴，东并朝鲜，南征百越，西服大宛，特别是派名将卫青、霍去病几次远征重创匈奴，使其不敢也无力南下牧马。不过，如此一番大折腾，对粮食物资的消耗也直线飙升。于是，人工开凿运渠以解决粮食问题便成为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事。纵观汉武帝时代运渠的开凿，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当属关中漕渠的开凿。

那么，汉武帝为何要开关中漕渠呢？

京师嗷嗷待哺

西汉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虽然有“八百里秦川”的美誉，号称“陆海”“天府之国”，但毕竟过于逼仄狭小，产粮有限，远不能满足京师所需。不得已，只好把请求救援之手伸向了远处的东方——漕运关东之粮以济首都万家之炊。

所谓的关东，又称山东，古代指崤山、函谷关以东，包括今河南、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秦汉时期，这一区域是国家经济重心所在。不过，要从关东运粮，除了要借黄行运外，还必须以渭水（今渭河）为孔道。

西汉初年，不论是汉高祖还是后继者文景，汲取前朝横征暴敛招致灭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乃至于文帝时，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食住行都不敢奢侈。由于从上至下清静无为，奉行节俭，加之没有大的兴作和军事行动，关中殷实，粮食自给有余。每年从关东漕运到关中京师的粮食不过象征性的数十万石（灾荒之年，也不过百余万石），渭水行舟难的问题并未引起特别关注。

汉武帝君临天下之初，青春年少，野心勃勃，整个世界在他的眼里都是绚丽多彩的。不过，由于他是个“小年轻”，加之祖母窦太后的掣肘，未能施展开拳脚。到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朝纲独断，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兴作”，特别是对匈奴用兵，耗粮巨大（据分析，30万大军，一年消耗的粮食就达720万石，还不算劳师远征要付出的庞大转输代价。史载，卫青北击匈奴，“率十余钟而至一石”。钟是秦汉时的容积单位，一钟相当于六石四斗。就是说路上要带上十余钟粮，才能最终将一石粮运至前线）。这样一来，嗷嗷待哺的京师对于关东粮食的渴望，只能用“望眼欲穿”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渭水不给力

“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渭河是黄河第一大支流，发源于今甘肃省渭源县的鸟鼠山，蜿蜒流经甘肃东部和陕西中部的丘陵地区，入陕后沿着秦岭北麓，自西向东纵贯整个关中平原，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八百里秦川，至潼关入黄河。先秦时期，渭河以水量丰沛著称，其航运历史可上溯到商周时期。最为声势赫赫的一次是利用渭水大规模运粮。当时，晋国发生大饥荒，秦穆公大发仁心，伸出援手，组织庞大的运粮船队于秦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出发，循渭水而下，达黄渭交汇口，又溯黄河至汾水，再转入汾河的支流浍水，达于晋国的首都绛（今山西省翼城县）。可见当时渭、汾、浍诸水水量都比较丰沛，可载大舟。然而，“渭水多力”的好基因并没有传承下来。到了秦代与西汉前期，在朝廷“移民实边”政策的驱使下，黄土高原涌入了一批又一批外来户，为了生存，他们大肆垦荒，毁林毁草，加之气候转冷，使黄土高原的生态情势急转直下，渭河中上游地区成了水土流失的严重区，大量泥沙滚滚而下，殃及渭水，“渭水沙多，流有深浅”——下游河段淤浅，沙洲和弯道接二连三，漕船动辄搁浅，举步维艰。

渭水不给力，关东那边有粮也运不过来，这让一心想干大事、创伟业的汉武帝拧紧了眉头。好在有个叫郑当时的大臣（官职为大司农，为西汉九卿之一，掌管土地、粮食、财税等事务）急皇帝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及时献上了解忧的“药方”：开关中运渠，漕关东之粮。这才让汉武帝一扫脸上的阴霾。

汉武帝任命郑当时为开渠总指挥，齐地的著名水工专家徐伯作为“总工程师”辅佐他。

勘道线、立标记、定高低等技术工作完成后，郑当时调集数万兵卒浩浩荡荡开上修渠工地。三度寒暑，工程告竣，命之为“漕渠”。漕渠以渭水为源，连通昆明池，沿途接纳潏水、浐水、灞水以及秦岭北麓诸峪之水——由于有多水济运，漕渠丰沛，能浮长五至十丈、可装五百到七百斛的大船。关于渠道的走向，大体循秦岭北麓、渭水南岸向东延伸，穿三桥（今西安市三桥镇）而入汉长安城南垣的护城河，经霸陵（今西安市东北）、新丰（今临潼县东北）等，直抵黄河，全长三百多里。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里”，为汉里，1汉里约为现在的414米，故言渭水长九百里，相当于今373公里；言漕渠长三百多里，相当于今120多公里。

漕渠以渭水为主源，但到了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武帝为了训练水军，同时为了解决首都供水问题，在汉长安城西南的低洼地带（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东南）凿昆明池，以沣、滈二水为源。昆明池名为池，实为一座巨大的人工水库。最新的考古勘测数据表明，昆明池东西长约4.25公里，南北长约5.69公里，沿岸周长约17.6公里，水深3米至5米，且水质清澈。后来，昆明池又加入了漕渠水源地的行列，使漕渠获得了水量补给的双保险。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因有郦道元《水经·渭水注》中漕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的记载，后世许多学者便把漕渠的水源全归之于昆明池。但事实上，昆明池的首要功能是供应京师长安用水（由汉迄唐一直如此），其次才是补给漕渠。可以说，尽管昆明池作为济运的“备胎”，经常伸出援手补漕渠水量之不足，且能“以清刷浑”，减少渠道泥沙淤积，为漕渠的可持续利用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它既不是漕渠的主要水源，更不是惟一水源。

漕渠引渭入渠的取水口在何处？东入黄河的地点在哪里？由于史书无明确记载，历史上聚讼纷纷。现择其善者而从之。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其引渭入渠取水口在咸阳市的钓鱼台附近，这里的渭河较窄，利于筑堰引水。至于漕渠的归宿或者说渠东口的位置，据李令福先生考证，在黄渭洛（黄河、渭河、北洛河）交汇之处，即在潼关县西境，注入黄河。

就漕运的效益而言，原来漕行渭水，迢迢九百里，且下游多有淤浅，加之逆水行舟，费时（时间长达6个月）费力不说，运量还有限。漕渠开通后，顺直无碍，航程减少三分之一，节省时间过半，运量更是扶摇直上，从汉初的不过数十万石（最多不超过百万石），飙升到四百万石。甚至到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时，达到创历史纪录的六百万石。到汉宣帝时，关东漕运的岁额大体仍保持在四百万石上下。关中漕渠的开凿，成全了汉武帝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军事上开疆拓土的野心，也为首都长安的百年繁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不能忽视的是，漕渠还有另一方面的功用，就是灌溉——“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得以溉田”。万余顷，相当于68万亩。尽管有专家认为，这只是规划的数字，实际面积没有这么大。但即使打个对折，灌溉面积为达三四十万亩，灌溉之利也是相当可观的。

关于西汉漕渠“活”了多少年，史书无载。按照马正林等专家的研究结论，“大约在宣帝以后，漕粮又由渭河西运。如果这个判断不错，这次凿的漕渠大约使用了七八十年”（马正林《渭河水运与关中漕渠》）。综合各种史料记载，我个人的看法是，漕渠应该维持到西汉末年。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建都洛阳，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漕渠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湮废也就成了其难逃的宿命。（靳怀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