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让

　　贾让在上书以前，曾研究了前人的治河历史，并亲至黄河下游东郡一带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他认为：战国时“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这样作“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汛期涨水，在宽广的河道内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如今沿河居民不断与河争地，堤内筑堤，民居其中，致使堤距日益缩窄，“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而且“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那时从黎阳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形势十分严峻。

　　经过深思熟虑，贾让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上策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后，“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有人以为改河将“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贾让不以为然。他算了一笔帐，“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就能使改道计划成功。贾让在上策结尾说：“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贾让的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具体措施是“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并在水门以东修一长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在长堤旁多开渠道，“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这样，贾让认为可以避三害、兴三利：“民常罢（疲）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增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同时，贾让还强调指出：沿河各郡大都有治河吏卒数千人，每郡每年治河经费数千万，以如此人力物力，完全“足以通渠成水门”。又由于“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疲）。民田适治，河堤亦成”，真可谓一举两得。果如此，贾让以为可以“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如不采取以上两策，只是在原来狭窄弯曲的河道上“缮完故堤，增卑倍薄”，进行小修小补，贾让认为其后果必然是“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贾让的治河三策，是中国最早对黄河下游兴利除害的治河文献。东汉史学家班固以1000余字的篇幅把它完整地记入《汉书•沟洫志》中，对后世的治河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