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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缘文学•短篇小说】我的二嫂是“军嫂”||刘学明(重庆)

更新时间：2023-07-30 21:53:45 来源： 作者: 浏览229次 文字大小：大中小

我的二嫂是“军嫂”

文/刘学明

——谨以此文祭奠我故去的二嫂
2023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二），我的二嫂在二哥的精心、耐心护理和陪伴下，在三个儿子、儿媳的孝敬下，在与病魔抗争10年后，她走了。她走得十分安详，无忧无虑走地到了一个无病痛的极乐世界，享年81岁。
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走了我亲爱的二嫂后，心情一直难以平复。写点只语片言，就算是我对二嫂的祭奠吧。
我们家是光荣之家
我们家住在重庆市长寿区龙河镇龙河村野鸭池湾。在野鸭池湾刘氏玉章家庭中，我们家是双军属家庭，在龙河镇乃至长寿区都是少有的。自1959年起，我们的家就是光荣之家。
我们野鸭池湾坐落在三面环山，绿树成荫的小山丘里，湾前是一片农田，湾后被树木和竹林覆盖，湾子的左边有一个30余亩的坨丘，坨丘的中央有一块10余平方米的陆地，陆地上长满菖蒲，是野鸭生长繁衍的居住地。湾子的建筑为木结构上下两层的厅堂屋、左右有厢房、四水归池的大湾子。解放前主要是蒲姓地主和几户长工居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狮子滩新建水电站，修建长寿湖大坝，长寿湖淹没区焦姓、王姓、陈姓等几户人家移民到野鸭池湾。至此，野鸭池由几户人家增加至十几户人家。随着湾子户数增多，人口增加，移民文化、地方文化、乡村文化相互交织，野鸭池湾的生活氛围和文化氛围有那么一丁点的浓厚，在文化匮乏的年代，湾中的人们相互传递着几部古书和几本现代白话小说。人们在这些古书典籍和现代白话小说中吸收知识和营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林海雪原》等一些书籍在湾中流传。
在刘氏文耀祖系中，我的祖父刘廷魁是第八代，与祖母陈氏养育三个儿子，即我的伯父刘于伦、我的父亲刘玉章、我的三爸刘占元和两个女儿，即我的大孃刘淑琴、二孃刘淑清。
我的父亲刘玉章与母亲刘余氏养育一女四子。即我的姐姐刘翠娥，我的大哥刘建舟、二哥刘国、三哥刘志明和我（刘学明）。
1959年3月5日，我的大哥刘建舟应征入伍。每年春节，龙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长都要带着民兵连长、民兵队长和各生产队队长一行敲锣打鼓为我们家送上长寿县人民政府、长寿县人民武装部联合特制的“光荣之家”光荣牌匾，并规整地挂在我们家的大门上方。大队书记、大队长拉着我父母双亲的手嘘寒问暖，全家人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
1964年9月，我的二哥应征入伍，到吉林白城服役。我们家在龙河公社成了双军属家庭。长寿县人民政府、长寿县人民武装部联合特制的“光荣之家”光荣牌匾，在我们家得到光荣传承。
1965年4月，部队批准我的大哥退伍，安排在四川省万县专区（今重庆市万州区）糖业烟酒公司政秘股工作。
1968年3月17日，我的三哥经体检合格，应征入伍到云南服役。我们家又成为了双军属家庭。“光荣之家”光荣牌匾在我们家又得到光荣传承。
二哥找了个贤惠未婚妻
说起我的二哥找对象，真的还有一段佳话。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全国连续3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粮食欠收，人们处于饥荒状态。国家对国民经济政策实行调整，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及“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动员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毕业生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我的二哥在长寿师范（东兴村）农师三班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帮助农业生产。
1961年，长寿遭特大干旱，降水量仅836.5毫米，为长寿解放以来最少降水量。全县粮食总产量54925吨，是解放后粮食总产量、亩产量最低年。人年均分配口粮仅63千克。民食困难，掺粗吃杂，蔬菜为主，营养不足，水肿病人多，劳动力减少。各级基层组织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动员人民群众开荒种地，粮食不够蔬菜凑，带领群众渡过难关。
常言道：“饭不够，瓜菜凑。”我的父亲和母亲带着病体（水肿病）在我家房前屋后开荒种地，种植白菜、萝卜、青菜、丝瓜、南瓜等蔬菜，解决了一大家人的生活补充。
为了发展我们家的家庭经济，我二哥在母亲的带领下，将晒干的萝卜干和萝卜叶子用清水洗干净，做了许多萝卜干咸菜和萝卜叶子咸菜。母亲与二哥将这些做好的咸菜放上辣椒粉，每逢龙河赶场和双龙赶场，都要背上一背篼到龙河场、双龙场去卖。由于母亲做咸菜的手艺好，色鲜味美，买的人多，赶龙河场、双龙场的人还没有散去，就很快卖完了。就这样一场接一场的去卖咸菜，为家庭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也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家里还喂起了一只小猪仔。
1961年6月，二哥担任龙河公社龙河大队会计。二哥担任大队会计后，经常要去居住在车家坝楼房湾的村党支部书记袁家福和住在蒲家沟老湾的大队主任蒲全英家接受工作任务和汇报工作。二哥担任大队会计后，与全大队各生产队的工作联系多了，围在二哥身边的青年男女也多起来了。我的母亲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一天夜里，我的母亲与二哥谈起了我们家的家庭琐事，也谈起了我二哥的婚姻大事。
“国（母亲对二哥的简称），你今年有17岁了，也到了谈婚的时候了，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在家里你的年龄大点，你有什么打算和要求。你的三弟还小，四弟还是个小娃二，你有什么话，直接给娘说，母子间，心连心，说错了，妈也不怪你。”
“妈，这个话我还真不好说，我真的还没有考虑过我的个人问题。”二哥对母亲说。
“儿大女大，谈婚论嫁。你现在是该谈婚的时候了，应该快点找个媳妇，帮助爸妈操持家务，为爸妈分忧解愁，分担点担子。”
“是的，我看见爸妈为了这个家里的生活，一家五口人要吃饭，为了我们几弟兄的成长也操碎了心，这些为儿子的都明白。”
“那你看看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妈心里有个谱，好找亲戚朋友帮忙介绍介绍。”
“妈，那么急呀。”
“儿也儿，哪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妈，我看这样吧，从我们家的实际情况看呢，你们二老身体也不太好，三弟四弟又小，我们家的确需要一个理料家务人。”
“这就对了，你看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妈好找媒人介绍。”
“我看只有找一个……找一个不认识字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顶起我们家里的家务活，才能把爸妈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尽快恢复你们的病体。”
“那个啷个要得哟，可能还是要找个认识字的哟，认识一点点字也好嘛。你妈就是不识字哟。”母亲说对二哥说。
“妈也妈，你不识字，不也照样把我们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吗？农村女娃二，没有上过学、个字不识是最好的，她纯洁些，可以像你一样把家里的事情理料得好好的。上过学堂，有文化的女娃二进我们的家门后，会给我们一大家子缝缝补补吗？浆衣洗服吗？抹屋扫地烧火煮饭？喂猪养鸡吗？有的农村女娃二上过几天学、认识几个字，不文不武的、悄悄假假的、洋不洋土不土的，一天就晓得梳妆打扮的，这样的女娃二我才不要呢。”二哥对母亲说。
母亲与二哥就家庭琐事和二哥的婚姻问题经常长谈至深夜。按照我二哥的一些想法和意见，母亲自然心里有些底了。她对全大队熟悉的女娃和经常到我们家和到我们湾来玩耍的女娃二在脑海里过了个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多次开展扫盲活动，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各级政府分别举办各种形式的扫盲班、举办扫盲夜校，一些人从不识字到初识字，人民群众的识字率有所提高。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正当母亲为我的二哥挑选二嫂为难时，住在蒲家沟老湾的大队主任蒲全英到我们湾检查生产。我的母亲借机把自己的心事给蒲全英主任全讲了个遍。
“这个事情好办，我们蒲家老湾就有一个这样的对象，她是我的叔伯妹妹。叫蒲海英，她的父母亲去世早，她没有踏过学堂门，硬是个字都不识也。不过长相还可以，长得干净（清秀水灵），配得上你家刘国”蒲全英主任说。
“海英家有个哥哥是结婚分家的，有个二姐已经出嫁，她在家里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个妹妹和弟弟，妹妹弟弟都快成大人了。”蒲全英主任接着说。
母亲将话搭话，“蒲主任，你好事做到底，拜托你为她们两个牵个红线嘛。”
“刘二娘，你不着急，我回去叫湾里的蒲栋英大嫂去问一下，如果可以，就叫她做你家的媒人。”
“要得、要得，过几天我到余家大湾给他二舅娘家拜生，正好经过蒲家老湾，我就顺便问一下栋英的媳妇，看看他们两个有缘分没得。”
我母亲真的有点着急了。不过，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我的母亲带着我到余家湾给二舅娘拜生，与二舅娘交谈了我二哥的婚姻大事，拜托二舅娘做男方这边我二哥与二嫂的大媒。挑日子安排二哥与二嫂见面。
二哥与二嫂认识后，二哥慢慢地向二嫂详细地介绍了我们家里的情况。
“你到我们刘家来，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进门后会吃很多的苦，父母亲有病，三弟四弟又小，你要勇敢地担任起我们家的缝缝补补、浆衣洗服、抹屋扫地、烧火煮饭、喂猪养鸡的重任。不过，过不了几年，家里的情况也会有些好转的。随着落实中央整风整社政策，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恢复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的生活好转，父母病体也会很快好转。过几年，三弟、四弟逐渐长大，家里的男劳动力多一个，就多是一份力量，你就会少吃一点苦。”二哥与二嫂坦诚地交谈着。
“我还是很贤惠的人，操持家务苦一点也没啥子，农村的家务活嘛，我基本上都会做。现在我家里还不是我一人在承担家务。”二嫂看了二哥一眼，羞答答地回应着二哥的话。
二哥二嫂深入地交谈着，沉浸在深深的爱河之中。
真心相爱的人，在对方眼里，都是完美无缺的人。二哥二嫂虽然不是什么男赛潘安、女赛西施，但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
“三升米”接个二嫂
1962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末期，国民经济正在恢复之中。人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很多群众都要靠政府发救济粮食维持生计，解决温饱问题。
娶二嫂进刘家门，真的是为难了我的父母亲。
我的母亲常说，我们家“三升米”接了个媳妇。
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接媳妇、办酒席，在灾荒年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父母对二哥二嫂结婚的床上用品（衣、枕、帐、被）、生活用品、日常用品、婚礼开销、席桌安排等等都作了精心的计划和安排。
新娘的衣服，床上的枕头、被子要布票。怎么办？父亲把家里的布票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只有找亲戚和湾中邻居借。衣、枕、帐、被基本上是解决了。
生活用品和日常用品由二哥在大队开证明和凭结婚证在供销社凭票购买。当时我记得购买了一个双料搪瓷脸盆，一对搪瓷盅盅，牙膏牙刷配对，镜子一对，梳子、篦子配对。
席桌安排主要是请内亲，即：两个姑爷两个孃孃家，两个舅娘和几个老表（已经分家）家，姐姐姐夫家。一共算起大概有三桌人。接亲的就是去几个老表和表妹，送亲来的大概也有三桌人。
为了少给打发钱（红包），母亲安排三哥去担箱子枕头和被盖。
母亲用三升米与白萝卜切成小米粒蒸成混合米饭，用萝卜切成肉块状，用米面混合上色做成粉蒸肉，母亲还用萝卜做了水八碗，炒白菜和炒青菜。真的是货真价实的萝卜宴。迎亲送亲的客人食用时，大开眼界，啧啧称赞。当时在我们村和我们湾，能接一个新媳妇进屋，真的是一件大喜事，的确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对我们家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在国家计划经济的年代，购买什么商品都要凭票的年代，还能制齐衣、枕、帐、被。有的对我母亲说：“刘二娘，你真了不起，你们家好富余啊。”我母亲对他们说：“你们过奖了啊！我是‘三升米’接个媳妇。”
1962年，接我二嫂进刘氏玉章家族门时，那时我才8岁。我们家里一共有6个人，父亲、母亲、二哥、二嫂、三哥和我。
至此，我与二嫂在一个大锅里吃饭有13个年头。在1972年我们一大家子没有分家前，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全家11口人在一起生活。大嫂和三嫂分出去后，父亲母亲带着二嫂和我以及两个侄儿一共6人仍然在一个大锅里吃饭，直到1975年我调到团县委工作。
二嫂为我捏“粑粑团”
二嫂进刘家门后，母亲把二嫂叫到厨房，手把手教她早上如果吃菜羹，全家6口人吃饭，锅里的水加到什么位置，用多少米面、麦面或包谷面，锅开后，将米面、麦面或包谷面下锅搅拌均匀，再放淘洗净的菜团，仍然搅拌均匀煮熟后，起锅装在大饭盆里。如果是煮稀饭，用多少米和包谷瓣，水要多一点，如果蒸甑子饭，要用几筒米和包谷瓣，甑子饭快蒸熟的时候，甑子脚的周围要放菜一起煮，菜煮好后，捞起来洗净挤干，或用于干炒、或用米汤煮菜。一大家人的生活你自己就安排，让大家吃好就说不上了，但是必须变着法儿让大家吃饱、吃干净。
常言道，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是刘氏玉章家族的幺儿，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我的父母对姐姐和三个哥哥都十分疼爱，我虽然体会不到父母有多特别的心疼我，但我也体会到我还是有些当幺儿的优势。
在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母亲经常为我煮罐罐饭，也经常给我捏粑粑团。就是在接二嫂那天的大喜日子里，母亲也给我捏了一个纯米饭的粑粑团。
二嫂操持刘氏玉章家族的家务后，我要二嫂给我捏粑粑团，要二嫂给我煮好的吃。二嫂也经常把我带起一道到家里的自留地去摘菜、拔草。哪个时候，我分不清豇豆与饭豆（又名茶豆）的区别，我在摘豇豆时，摘了一把饭豆，二嫂对我说：“你回去要遭吵。”
“你回去不说，我遭哪个吵嘛？”我对二嫂说。
“我就是要回去告你，恁个大的人了什么都不会。”二嫂怼我说。
“我原来就没有做过这些，我哪里来过自留地嘛，你不教我摘豇豆，你还要倒说我。”我回答二嫂道。
二嫂拿出几根豇豆，又把我摘的饭豆放在一起对比给我看。“看到没有：豇豆要长些，粗壮些，饭豆要短些，细小些。”二嫂对我说。
“哦，我晓得了。”我回答二嫂。
那天中午，二嫂煮包谷瓣豇豆稀饭，我看见她把嫩一点的豇豆整整齐齐放在一起，用一根干谷草把豇豆完整地捆好，放在稀饭锅里煮，锅里的稀饭还没有煮熟的时候，二嫂就把那把豇豆捞起来，切成一小段小段的，放点盐，搅拌均匀再放点大蒜泥，再搅拌均匀。“毛二你尝看。”二嫂用筷子夹起喂到我的嘴里。
“好吃、好吃，二嫂，这是啥子嘛？”我问二嫂。
“这是我做的凉豇豆。好吃哈？你只要乖，我今后经常给你做”二嫂说。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二嫂做饭，也是第一次吃二嫂亲手做的凉豇豆。
二嫂进刘家后，对我也照顾有加，家里的生活也不断改善。值得一提的是，二嫂真的时不时的给我捏个粑粑团。
二嫂接进我们刘家门后，野鸭池湾的几个爱开玩笑的嫂子经常逗我玩，她们对我说：“那根田坎不长草，那个兄弟不想嫂。你看你屋二嫂，长得白嫩白嫩的，你想不想你屋二嫂？”
“二嫂好啊好二嫂，看得见啊想不倒，干脆出钱买手表。脚一提华达呢，手一捞，金手表，嘴一张，金牙巴”我给她们唱起了儿歌。
“你二哥都接个媳妇了，你接不接个媳妇。”嫂子们继续问我。
“要接个媳妇。”我回答她们说。
“你恁个细一点，接个媳妇来做啥子。”嫂子们继续问。
“我接个媳妇来陪我耍。”我开心地说道。
“你的媳妇陪你耍，那你的嫂嫂干啥子呢？”
“大嫂做鞋、二嫂做菜园、三嫂挣工分，我的媳妇陪我耍。”我给嫂子直接就安排工作了。我小时候说的这几句童言，嫂子们一直笑我好多年。
我笑二嫂买“酸李子”
在龙河场的一个赶场天，二嫂对我说“毛二（对弟弟的称呼），我们赶场去买酸李子。”
“二嫂，你害娃二呀，要吃酸李子。”我对二嫂开玩笑地说道。
“你再说再说我打你哈，你不要认为我打你不得。”二嫂有点害羞，但是是笑着对我说。
“二嫂二嫂你莫生气，我是说起耍的。我又没有惹祸，你打我做啥子嘛。我还不是想吃李子呀，今天我们就多买点李子，多吃几天。”我回答二嫂说。
这是二嫂来我们家后第一次喊我们两个一起去赶场去买东西。
上街后，二嫂领着我看了几个背篓装的李子。街上卖的李子人还有点多，有大炮李、垫江李、脆红李、青脆李。大炮李个头大，卖相好，但是甜味差，口感不太好。垫江李比较普遍，个头小，卖相差一点。只有脆红李、青脆李看起顺眼一些。二嫂吃了一个脆红李，又尝了一个青脆李，问我买那种。
“我又没有尝，我不晓得那种李子味道好。”我回答二嫂说。
“这两种李子都可以。”二嫂说。
“那就一样都买点。”我回答二嫂道。
二嫂问卖脆红李：“脆红李卖多少钱一斤？”卖脆红李的说：“开头卖了几个7分钱一斤的，你来就6分钱一斤嘛。”
“别个卖大炮李的才卖5分钱一斤，你这个李子我们不买了。”二嫂说着说着就拉着我的手准备走。我悄悄问二嫂，不买了。二嫂说，我试探的。卖青脆李的说：“买青脆李嘛，5分钱一斤。”二嫂说“我多买点，回你个价4分。”
“你买好多？”
“3斤。”二嫂对卖青脆李的说。
“来嘛，4分就4分，早点卖了回去干活。”二嫂选了一大秤盘青脆李一秤有3斤多。“再装点，装满4斤嘛”卖青脆李的说。
“我只要3斤。”二嫂在秤盘里减了几个青脆李出来，踮起脚去看秤是多少？
“你没有秤起哟？”二嫂又看了看秤。卖青脆李的说：“我们不敢乱来，老不瞒，少不欺。”二嫂装好李子后掏出几张角角钱和几个2分的零分分。
“好多钱？你自己拿，我就看你老实不。”二嫂对卖青脆李的说。“看到嘛，这是1角，这是2分。3X4=1角2。”
“你拿错了哦”二嫂对卖青脆李的说。卖青脆李的把钱滩在手上，没多拿。側边卖脆红李的说：“没有拿错，是1角2。你还买点我的嘛。”二嫂又买了3斤脆红李。照样又给了1角2分钱。
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二嫂：“你不认识秤，你踮起脚去看秤，不是多余的吗？多此一举。”
“他啷个晓得我不认识秤呢，我一看他秤，他就晓得我是在监督他，他只有老老实实说出真实的数量。”天啦！真的是各有各的套路，各有各的方法。这就是我的二嫂聪明之处。
我看二嫂吃李子津津有味，莫不是真的在“害喜。”
几个月过去了，二嫂的孕肚凸出来了，二嫂真的怀上宝宝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我心里也好高兴，我要当幺爸了。
二嫂到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时候。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二嫂焦急地喊我：“毛二，快点悄悄去把妈喊回来，我的肚子痛得很。”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找到妈说，“二嫂……。”我还没说完，妈就叫我去喊爸到车家坝喊赤脚医生。妈回到家，看见二嫂在地上打滚，疼得又哭又叫。妈立即制止了二嫂分娩的错误行为，把她扶到床上，让她躺下安静地休息。
过了一会，二嫂又开始哭闹起来，乱扎乱打。我的母亲看见二嫂又在乱来。对二嫂说：“生儿育女都要过这一关啦，娘奔死来儿奔生，你要忍着点。”
父亲把赤脚医生喊来了，蒲医生一看，你这个还早得很。二嫂哭闹着问蒲医生，还要好久才生嘛？蒲医生说还要几个钟头哦。
“天哪，我活不出来了呀。”二嫂又哭闹起来。
傍晚时分，婴儿的小手出来了。赤脚医生说：“不好是逆生。”赶快去请蒲家沟的胡华明（胡原是兴隆区医院的院长，因阶级成分处理回乡）。胡华明到后，诊断为“逆生”，要使用麻药才能把婴儿顺下来。
父亲立即到公社卫生院找到邱吉泽医生，邱医生说公社医院一般都没有麻药。
父亲要邱医生立即到公社办公室打电话，问与龙河场临近的公社医院有没有麻药。邱医生问了合兴医院，没有。双龙区医院，没有。葛兰区医院，有。
父亲立即回家准备滑竿请湾中的蒲成章、焦兴合等人轮换抬，将二嫂抬去葛兰区医院做手术。
把二嫂抬上滑竿时，二嫂对着我的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呀，娃儿还在动啊，快点救我的娃儿啊。大人不救都可以呀，我要我的娃儿呀。”在场的人都流下了心酸、无助的眼泪。
他们正在赶往葛兰的路上时，母亲突然想起什么，赶快叫三哥到公社打电话，通知在江南区千佛公社搞运动的二哥直接赶到葛兰，照顾二嫂。
第二天，蒲成章、焦兴合从葛兰回来说，娃儿没有保住，是焦兴合把娃儿的尸体拿到医院后面菜地埋了的。
可见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好困难啊。人们缺吃少穿不说，医院还缺医少药，连一个公社卫生院一支麻药都没有啊。如果当时龙河公社的卫生院有一支麻药，不就又挽救回一条小生命吗？
把娃儿的尸体拿到医院后面菜地埋了。是怎么个埋法呀？我的母亲的心里很不踏实。根据过去一些老人的说法，如果第一胎小娃儿“丢了”，埋的方法不对，以后会怀不上宝宝的。
母亲立即叫三哥去把焦兴合喊来，我要问他话。三哥叫来焦兴合后，母亲对焦兴合说：“你把那个娃儿的尸体拿去埋在菜地里，是这样埋的呢？还是这样埋。”母亲伸出一只手，一会把手心向上，一会把手心向下。焦兴合明白了我母亲的意思，他说：“刘二娘，医生把那个娃儿尸体递给我时是用纸包起的，我拿去埋的时候也是深更半夜的，没有看清楚是脸面朝上或是朝下。”母亲立即要三哥捞着锄头与焦兴合一道到葛兰去掏起来看，一定要把娃儿尸体的脸面朝上，重新掩埋。三哥在焦兴合的带领下，赶到葛兰。焦兴合挖开一看，娃儿尸体的脸面是朝下的，三哥与焦兴合按照我母亲的说法，把娃儿尸体翻了个面，规规整整地将娃儿尸体的脸面朝上掩埋，并堆上一个小小的坟茔。
三哥与焦兴合回来后，对我的母亲一五一十地讲了经过。我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才落了地。
二嫂丢了头胎后，她的性格变了。说话、处事都有些明显变化。不说是她过去有多么的温柔和贤惠，至少可以说她的温柔和贤惠要比过去少那么一点点。
用现在科学的方法回转去看，二嫂生头胎时，受到很大的打击，特别是头胎是个儿娃子丢了，打击更大。她可能是患上了产后忧郁症。她的主要表现为时而安静、时而烦操，最后演变为火炮性格，一触即发。真正作为一个病人，自己对烦操的情绪是控制不住的，慢慢地演变为人们常说的发“牛脾气。”对此，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和谅解呢？直到今天，也无法解开这个疑问和这道难题。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啊！
二嫂拖二哥的“后腿”
二嫂怀的头胎丢了后，对二哥的依赖性更强了，二哥在公社大队工作，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离开家乡，哪怕是离开双龙区，二嫂是不同意的。因为二嫂生头胎时，正好二哥在江南区千佛公社搞运动。如果二嫂生娃时二哥在身边，也可能是另一个结果。
1964年6月，县委组织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分批参加县委党校学习，并到渡舟阳鹤山开山改土。二哥得到通知后，给二嫂讲明要到县委党校参加学习，时间就一个月。二嫂死活不同意二哥到县委党校参加学习。
“你这也想去，哪也想去，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你把恁个一大家人甩给我，我承担不起。”
“父母亲的身体也好一点了，三弟、四弟也大一点了，你就让我去学习吧，机会难得。一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不管你啷个说，我就是不让你去。你仔细想想嘛，你去年不到江南搞运动，可能我们的大娃还不会丢。你还我的娃儿啊。”二嫂与二哥哭闹起来。
我的父母亲看见我二嫂哭闹起来了，给二嫂做工作，要二嫂支持二哥的工作，让二哥出去闯，说不定还能干点成绩出来。
二嫂的“牛脾气”发了，那是谁也劝不了的。她不让二哥收拾出门的携带的行李和日用品，不让二哥出寝室门，哭哭闹闹几乎一通宵。
第二天天还是微微亮，母亲就把父亲叫起来，要父亲立即去把蒲家沟的蒲全英主任喊来做工作。蒲主任是她的叔伯哥哥，她应该会听他的话。
蒲全英主任到我家后，对我的二嫂说：“你出来我给你说几句话。”
娘屋人来了，既是叔伯大哥，又是大队主任。二嫂只好跟着蒲主任到我家后边碾米场，两个石头滚子一个坐一个。
蒲主任先把话说开了：“海英妹，要说我是你娘屋人，也是大队的干部，你不让刘国到县委党校学习，这是不对的哟，他去学习是组织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不去是不行的，有些人想去还去不了。你不能拖刘国的‘后腿’哈。”
“全英哥，我就是不准他去学习，他一走就是一个多月，他把恁个大一家人甩给我，他出去过快乐日子，我才不干呢。如果他去年不到江南搞运动，我的大娃说不定还不会丢。”二嫂说着说着又哭起来。
“海英妹，你不要哭，你有啥子尽量给我说，我是你的叔伯大哥，有些事我可以给你作主。”
“全英哥，你啷个作主嘛，他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家里什么事都离不开我，他想把我累死啊。”二嫂哭着对全英哥说。
“他们家缺劳动力，这会是有一些困难。不过，过两年就会好一些。你的三弟也在参加队里的劳动了，不过是一些轻巧一点的劳动。过几年，他们家就会好一些。”
蒲全英主任在给我的二嫂谈话时，二哥趁机拿上出门的行李和日常用品到公社集中步行到县委党校参加学习。
我的二嫂是“军嫂”
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时期，我国法律有一条罪名叫做反革命破坏军婚罪。说到底，就是保护现役军人婚姻家庭不被破坏。人民公社的广播站经常广播县里打击反革命刑事犯罪、反革命人贩子犯罪和反革命破坏军婚罪的公开处理大会录音。说实话，当时“文革”时期有点乱，一些机关陷于瘫痪，而由所谓“战斗队”“造反派”等代替一些机关的职能。造成社会秩序、治安秩序混乱，打砸抢分子横行，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三支两军，成立支左办公室，对一些重要机关实行军管。尽管那个时期打砸抢时有发生，如果那个敢动“援越”物资和破坏“军婚”，那是麻不脱爪爪的，那是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大军的严厉打击和公开宣布处理的，是要把犯罪分子押解出来游街示众的。由此，社会上给现役军人的妻子和未婚妻取了个外号叫做“军用品。”
1964年9月，我的二哥应征入伍，到吉林白城服役。9月26日到吉林白城军训后分到警卫连三班，任警卫员。我的二嫂就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军嫂。”
1965年1月7日，我的侄儿呱呱坠地，母子平安，一家人非常高兴。二哥为我的侄儿取名刘军。
刘军是我们刘氏玉章家族中的长孙，对他真的是捧在手里怕丢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我比我的侄儿大11岁。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带他玩，带着他平安、健康、幸福地长大直至上学。
“幺儿乖乖，幺爸不管要打拜拜。”这下好了，我有事情做了。我经常背着他去看修建中的龙河变电站，到学校看打篮球，打乒乓球，逢年过节带他去看节目，感受外面的世界。
1966年10月，我的三哥调到龙河公社任公社干部，那个时候甘蔗糖（红糖）可以凭票供应。他经常买一些甘蔗糖回家供父母和侄儿食用。侄儿吃多了，他的牙齿慢慢地被牙齿虫吃了，后来换了牙齿才好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后，龙河公社开展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街上玩龙灯，放烟花、打火花。侄儿骑在我的肩头上，坐“马马肩”，看见四处飞溅的火花，与人们一道手舞足蹈地欢快地欢呼着。
军儿上小学一年级了，放假的时候，军儿拿着通知书伤心地哭着对我说，我的一等奖被周家嘴的周小蓉夺去了。我看着军儿伤心的样子，十分心疼。我为了缓解和平复军儿心情，我说：“走，我们去要回来。”我把军儿带到我们湾的黄桷树下，看着学校已经没有人了。我对军儿说：“学校已经放假，老师也走了，我们明年一定把第一名的奖状拿回来，好吗？”军儿点了点头，也不哭了。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二嫂为我撑起一片天
1968年3月17日，我的三哥应征入伍，全家的对外交往和处理一些大的家庭琐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不过，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和平台。
我试着学习干各种农活，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锻炼体力、耐力。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看，只有早中晚听公社广播站播放的新闻摘要节目和几部样板戏，在农村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娱活动。我几乎是每天晚上，都要写写画画，看看小说、看看历史书籍，学习吹笛子、拉二胡，抄写歌单或《三国演义》书中我喜欢的诗句，补充在学校没有学牢的一些知识。后来，掀起群众性的跳忠字舞活动和以大队为单位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农村的文娱活动才活跃起来。
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农村缺粮食、缺柴火是常态。
父亲曾经三次带我到兴隆场去买粮食。第一次是去买包谷和大米。到兴隆场后，父亲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叫我把装粮食的两担箩筐看着，他就一个人去市场选粮食和讲价格。选好粮食后，他将卖粮食的人和粮食一起带到我看着箩筐的地方来称重量算价格。父亲还要我用笔算复算一次，核实他们的口算正确不正确，既不亏买家也不亏卖家。三次到兴隆场买粮食，我都是看照担粮食用的行李，买好粮食担起就回家，根本没有在兴隆场上去逛一圈。
第一次担煤是父亲带着我去葛兰老龙洞煤厂担煤。我记得是晚上出门，到合兴还叫上了熊光荣老表。
熊光荣是我二孃刘淑清与夫婿熊少成姑爷生的长子。二孃还生育了大女儿熊淑贤、二女儿熊淑文和幺儿熊大才。
父亲带着我和光荣老表沿合兴至葛兰的公路前行，父亲聊了我们家的过去和在野鸭池湾的过往，也聊了一些家庭琐事，讲了一些如何在社会上为人处世的方法和道理，教育我们刘家高祖发配下来的儿子儿孙，外侄外孙要走正道。要做一个几代人都经得起查的人，在我们这几代人中，要查不出半点的污点。一路上聊着聊着就到了老龙洞煤厂。我第一次担煤准备担50斤，父亲说就担40斤吧，因为路程远，会越担越重。
我与湾里的邻居陈兴业、王全等相约到石堰三条沟煤厂担煤。我们约定在凌晨5点左右出发，早上8点左右到达煤厂。凌晨4点左右，母亲就起床给我煮早饭（菜饭），我吃了早饭后，还要捏一个菜饭粑团，用一张干净的毛巾裹着，作为返程的在路上的伙食。在去煤厂的路上，听陈兴业“前三王汉武帝”的海聊，几个钟点就过去了。这次担煤我担了50斤。后来，我和陈兴业、王全等先后到石堰夏家沟、义和峰子岩、葛兰石马门煤厂担煤，经过几次担煤的锻炼和耐力锻炼，我担煤的重量增加到了60斤。每次到煤厂担煤回家脚和腰都要痛几天，虽然痛，并快乐着，因为我为家里解决了“燃煤”之急。
在农村，如果不学会犁田耙田、栽秧打谷、扬谷晒草、舂米碾米就不是“全八行”，自然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
学习犁田耙田是我的必修课。我的父亲就是犁田耙田的一把好手，不过他已经多年不下田了。我的邻居蒲成章也是一名犁田耙田的高手。我看见蒲成章在犁田耙田时，我就试着去犁几铧和耙几耙，他说：“犁田当杵拐棍、耙田当坐轿子。”这真是老农民总结出来的农耕文化啊！在蒲成章的言传身教和示范操作后，我掌握了犁田耙田的技巧。
农事谚语道：“七月犁田一碗油，八月犁田半碗油，九月犁田光骨头，十月犁田没搞头。”就是说秋天割完稻谷后，及时犁田，把谷粧翻埋在田里，气温高，谷粧很快就腐烂变着田里肥料。如果人哄地皮，地就会哄肚皮。不按时节翻地种地，来年就没有好收成。
1971年7月，秋收后的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我牵着我曾经养过的耕牛，背着犁田的工具，到和尚坡庙沟大田去犁田。这是我第一次牵牛犁田。老牛发现曾经喂养它的小伙伴竟然也进入到劳动大军，它显得特别的温顺和听话。我顺着田坎吆喝一声走起，老牛不快不慢稳稳地拉着犁头，开启了我人生全劳力之旅。第二天早上，我犁完庙沟大田回到家，母亲要二嫂给我煮了一碗荷包蛋慰劳我。蒲成章看了我犁的田，犁铧均匀、深浅合适、平整适度给予赞扬。并伸出大拇指对我说：“学明，这个哟”！湾里的村民也觉得我能吃苦耐劳，是一把劳力的好手。
1972年4月8日，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3年12月22日，我经龙河公社龙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永祥、大队会计任永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先后任龙河公社团委委员、双龙区团委委员，龙河大队团支部书记。
当时的我，总想像大哥、二哥、三哥一样进绿色军营，我总是被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的浴血奋战的拼命精神所激励，我多么渴望穿上绿色的军装，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军营，成了我和很多年轻人最向往的地方。然而，事与愿违。公社的廖伯清书记和伍福堂主任时不时的调侃对我说，你们三哥哥哥都出去了，还有两个哥哥在部队保家卫国，你就在家里把你的三个嫂嫂陪好吧，当兵你就不去了。看来，当兵这条路是给我断了。
虽然我没有参军，但也以穿上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绿色军衣为荣。我在刘家湾老屋退伍兵哪里要了一顶军帽，戴在头上也极为荣耀。在当时呀，如果谁能得到一件四个兜的军衣或大衣，那要比现如今任何世界名牌都名牌!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带来了城里的生活和知识传递着城里的生活气息。知青、社青融为一体，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活跃了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我在做知青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在提高我自己。我在组织大队知青摸底考试时，出了一道《国际歌》的作者是谁？这个作者的名字不好记，字也比较难。作词欧仁▪鲍狄埃，作曲皮埃尔▪狄盖特。答全对的一个没有，有的答对一半，有的字写错。由此，团支部开办了政治夜校，让知青轮流上课，他们通过备课上课，提高了自己，也扩大了知青社青的知识面。我也由此接受和弥补了我的社会知识和书本知识。通过团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把团员青年聚集在团旗下，发扬五四精神，发挥团员青年的预备队作用，真正成为党的助手。
我在做青年团的工作和大队的一些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奋学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直至1975年8月，我调到团县委工作。
我在农村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是二嫂为我在家里照顾父母双老，操持家务。是二嫂为我们一家人浆衣洗服、抹屋扫地、烧火煮饭、养猪喂鸡。是二嫂日出晚归，辛勤劳作。作为一个在农村生活的军人妻子，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真的很难，难的一般常人难以想象。有父亲母亲，就有一个家，全家7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是我的二嫂与我一起照顾父亲母亲和3个小侄儿，才能使我全心全意地搞好农村的工作，是二嫂为我撑起了在农村生活的一片天。
我为侄儿转重点学校
1976年2月，我在团县委代职下放到渡舟区任团区委副书记，我先后到渡舟、太平、梓潼、八颗、桃花5个公社团委和四川省重点中学“三好中学”及县重点中学“群力中学”调研，听取各公社团委的工作情况和学校开展的团队活动情况。我学习了各公社团委和学校团组织的一些好做法，也交流了我在基层创新开展的一些团组织活动，安排了团组织的近期工作和活动，活跃团组织的工作和队伍。是年3月，组织选送我到四川省团校学习，我划分在省团校重庆六支部。学习结业后，我将学习的理论知识和团组织的实际，开展团组织活动。春节期间，组织全区文艺调演，充分展示团员青年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处处显示团员青年突击队、战斗队的作用。全区各级团组织的工作很快活跃起来。
1977年3月，全县组织民工修建范家桥水库。渡舟区委安排我带队到范家桥修建水库。县委副书记荣春萱任修建范家桥水库指挥长，县农机水利局局长廖伯清（原龙河公社书记）任副指挥长，全县各区组织一个营，各公社为一个连，分别参加范家桥水库的建设。我任渡舟营教导员，各公社团委书记任连教导员，成建制地开展水库的建设工作。
是年7月的一天，正值夏季高温季节，我的大侄儿刘军单独一人顶着烈日，从龙河经石堰到范家桥，徒步50余华里，傍晚才到范家桥水库建设工地，问到我的营部驻地。我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戴着一顶草帽，浑身被汗水浸透，蓬头垢面，满身尘土走到我的面前，我们面面相觑，我听见一声幺爸。我的心酸楚了，自责没有照顾好他，心酸的眼泪不停地流下眼眶。我和侄儿才分开两年，他哪里吃过这些苦啊！才十一二岁的娃儿，当天那么大的天气，一个人走50多华里的路，一路上没个熟人照顾，身上没有带口水，又没有地方歇口气，更没有吃中午饭，中暑怎么办啊？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如果发生个什么意外，我如何给我的父母亲和二哥二嫂交待呀。
我立即吩咐通讯员打饭吃，吃饭后洗个澡并且把衣服换洗了，晾在通风处，第二天好穿干净的衣服。我与侄儿在工地的空地坐下来，详谈了家里的情况和他的学习情况。第二天一大早，我两乘水库的班车到三好中学，找到车继生校长和团委书记陈会德。在校长的安排下，请班主任老师对刘军一个人举行入学考试。各科成绩合格后，同意录取，填写了录取通知书。车校长提醒我，必须尽快在龙河中学提取学籍档案和转学证明，一般学校对尖子生是不愿意将学籍档案转出去的。我们获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我与侄儿从三好中学步行到渡舟，刚出学校门到渡舟农场处，一辆北京吉普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我一看是县委郑勤书师傅开的车，他叫我们快上车。我与侄儿上车后，才看见县委杨副书记在车里，他是县委分管群团工作的领导。
我与侄儿刘军在渡舟区委下车后，军儿甚是高兴，化解了昨天徒步的疲乏。我与军儿商量如何转学的事，如果军自己去办转学，如果学校不办，再找人去办就被动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我亲自去办，早点落实转学事宜。
我在龙河中学办好转学手续，我的心踏实了，写信告诉了二哥。
野鸭池湾的人听说我将刘军转到省重点中学读书，在我们家天井的地方闲聊起来。二嫂听说一个月要多用十几块钱，她不同意刘军转学。
“我的娃儿我自己管，不要你幺爸管。一个月十几块钱，我在农村要做多少事，娃儿在龙河照样读得好”二嫂又开始怼我了。
是啊，作为一个在农村生活的军人妻子，带着3个娃儿，还有2个上学，是既当爹来又当妈，还要管娃儿学习，生活开支也大，经济也不宽裕，真的是很难，加上我的二嫂又不识字，更是难上加难。不过，二嫂管理娃儿的学习，用她不识字的“笨办法”来管理，还把娃儿的学习管理得井井有条。每天晚上，二嫂要求两个娃儿必须看书学习，等他们把家庭作业做完后，再检查学校老师给两个娃儿号的作业。二嫂不识字，就看作业本上老师画的是红√还是X。如果看见老师打的全是红√，大体是学习学实在了，可以放心了。如果发现老师在作业本上打了X，那是不得放过的，必须重新做过不说，还要像老师一样，让娃儿规规矩矩立正站好，找出得X的原因，并用自己不识字遇到的难处教育孩子，让孩子汲取妈妈没有上过学堂，没有读过书，不识字的教训。她经常对孩子们说，你看你妈不识字有多难啊。
二嫂把我怼后，我要二嫂莫生气，我给你儿找的是个重点学校，不是“孬火药”学校，校长说刘军是个读书的苗子，他今后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哪哈你一定会笑得嘴都合不拢。你这哈儿说不要幺爸管，不要幺爸管啷个得行嘛，幺儿乖乖，幺爸不管要打拜拜。二嫂又被我逗笑了。
我的侄儿刘军在三好中学入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先后被选为班长，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副书记。
1979年部队批准二嫂随军，刘军的户口迁到陕西华阴县。但刘军仍然在三好中学读书。1981年，参加高考，由于户口在陕西，刘军只有到陕西华阴县参加高考。刘军在华阴县高考摸底考试名列前茅。真是“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刘军参加高考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录取，16岁就进入军校校园生活。至此，我们家又多一个军人了。
1981年，我二哥的二儿刘华知道大哥考上大学后，也觉得自己上学的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太高，主动给三好中学校长写信要求到三好中学读书。学校回信同意刘华到三好中学读书，但必须把户口迁回长寿。我当时已经从团县委调县公安局治安股工作，我为刘华办理准迁证后，将户口从陕西华阴县转回长寿挂在我家户口薄上，华儿顺利地进入三好中学学习。1984年，华儿参加全市统一中考，以511分的好成绩，被全市五所重点中学之一的南开中学录取。
1985年，刘军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任教。1988年，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空军工程学院读硕士研究生。1991年毕业分配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我的大侄儿刘军现在的军衔为大校军衔。
（本文系水缘文学（ID：sywxwk）原创首发，作者：刘学明）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学明。男，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原办公室、指挥室主任，正处级侦查员，一级高级警长，高级秘书。长期从事公文写、新闻写作、公安理论调研和文案策划编辑工作。

2014年11月退休后，区地方志办公室聘请编纂长寿区部门志。2018年，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评聘为修志专业人才库人员。受市方志办委托，总纂公开出版《奉节县志》，受区志办委托，总纂公开出版《重庆市长寿区人大志》《重庆市长寿区人力社保志》《重庆市长寿区政法志》。为市志办承担援藏项目，总纂《西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志》，完成市公安局史志办推荐总纂《重庆市渝北区志·公安志》，总纂内部出版《长寿公安志》《长寿区国土房管志》《长寿区委老干部局志》《长寿区工会志》，同时总纂《重庆市长寿区人大年鉴》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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