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农水记忆(二)

一些人站在坡顶，等待着救命水的到来。有一个小名叫“赵包”的，更是与众不同。他是最怀疑的一个，他也要看看到底能不能把水抽上来。他看着渠边的人一个个沿着沟坎走，他还在散布他的“上不来”理论。“你们看，都好一阵了，我说上不来就是上不来！”其他的人说“再等等，不要忙下定论？”“赵包”说：“我敢下断章，肯定上不来！”“赵包”一会儿鼓吹他的理论，一会儿把头凑到水管的出口，看看听听。他听到里面嗡嗡的、嚯嚯地响，就是不见水出来。开始是一个人听一会儿，后来见紧不上水，“赵包”就把头缛在管口上。突然，一股水飙出来，几乎把“赵包”冲了一仰翻叉，奔涌的水流把“赵包”喷的全身湿透。

“赵包”不知所措，几乎把魂整脱。“赵包”讪讪的说：“看来我又整错了！”人们一边欢呼，一边看看“赵包”。看着救命水乖乖的顺着沟渠，流到田地里。这样大一沟水，打田是不愁了。由此，“赵包”得了一个新名号“老不信”。“不信”、“老不”、“不”、“信”等词都成了“赵包”的专有名词，由此衍生开来，产生了相关的歇后语。如：“听了“赵包”的话，没有饭吃。”“听了“赵包”的话，两口子要分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赵包”来说话。”

我们的家乡有肥沃的田土，有滋养大地的涪水。以及在涪江上的拦河坝和提灌站，但是在儿时的记忆里，基本上是每年都要差粮食，也就是饭不够吃。常听老人们讲，我们这里的日子时好时坏，好像没有称抖过。搞过合作社，也不好过。搞过大食堂，没有多久就过不下去了，还饿死了人。后来是生产队，也不够吃。不够吃的年份多，不够吃的人多。队里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家粮食不够吃，公社里超过一半的生产队粮食不够吃。

一遇到大旱，瓜菜粗粮都代不过去，只有回销粮。回销粮虽然便宜，但也要钱买的。而且还不是人人都能买到，买到需要的数量。也就是定量购买，记得实在过不下去了。父亲曾去了大队会计王支书（当时都这样称呼他，实际应该是王会计）家，给王支书说了好话，批了五十斤的包谷，渡过难关。父母都是勤劳的，从不向困难低头。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求助于领导。

也就是在这一年，队里领导和骨干社员秘密商量，进行分组。这也是有风险的，对上面说，还是生产队统一管理，生产和分配以组为单位，核算还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内部达成共识后，召开社员大会。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后，全部同意后才分组。从此，一个队分为四个组，把劳力和土地、耕牛、农具等进行了平均分配。一般地，一家人有两个劳动力的分到一个组，也就是两口子在同一组。有几个儿子及儿媳的，分在不同的组，那时还是大家庭的居多。

父亲成了一个小组的组长，带领着一个小组的人起早摸黑地劳动。一年下来，收益比生产队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很多。父亲及乡亲们还是觉得不错，筹划着来年的工作。一晃到了七九年，中央的政策变了，要把土地承包到户。这个政策虽然在一些地方已经取得了成功，而且大多数也愿意这样做。但还是有许多的担忧：天干大旱怎么办？老弱病残怎么办？突然生病了怎么办？集体的事情怎么办？面对这诸多的问题，大家在一起议论纷纷。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怕自己做得不好，被别人笑话。面子非常重要，似乎饿肚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讨论了很久，估计有三个月吧，大家还是在大势所趋下接受中央的指示精神。一致决定把土地分到一家一户去，进行彻底的单干，土地就这样转了一圈后回到了农民个体手里。父亲和组里的组员一起，商量着如何分配土地。主要是男性组员，一般地农村都是男性当家，没有男性的才由女性当家。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平均分配法，也就是把当时组里所有的成员数除以户数，得到一个平均数。这个平均数是一个整数，如果不是整数，把余数放一边单独处理。然后以这个平均数为基础，把组里的财产平均分为相同的份数。当时组里的财产有田土、耕牛、农具等，荒坡和电灌站就没有细分，有几根比较好的大树，由队里统一卖了还债。

耕牛、农具不多，比较好分配。田土的分配，就体现了农民们的智慧。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分配问题上一点都不能马虎。根据田地的面积、肥力、水源、采光度、距离等指标，进行一项一项的评议。还要把握一个大的原则，尽量把一块田整体处理，实在不好处理才细分。评议完成后，组里的主要资产田地就被分成了相同的份数。然后再进行人数的搭配，也就是说，如果家庭平均人口是七人，如果一个家庭是七人，则这一家就得一份田地。如果有八人的家庭就与六人的组合，九人的与五人的组合，四人的与三人的组合，等等。

田地评议组合后进行编号，然后用抓阄的方式来确定谁得那些田地。这时是比较公正比较认可比较常用的分配方法，最后的所得也没有埋怨。如果是七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