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之美  

屈原之美

汉江局：邓丛平

又到一年端午时，又是一年粽飘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我们说到端午，就必然会想到屈原。这位被苏轼称为“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的大诗人，创立“楚辞”，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鲁迅一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则是对其诗坛地位的最由衷的赞叹。

屈原，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名字。两千多年的传承，很多人已经不略知其人其事。但屈原这个名字和民族精神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至今，历久弥新，成为了中华民族自发形成的自觉选择。这一切，源于屈原之美。

秭归，这个长江西陵峡畔的地方，山川逶迤、风光秀丽，屈原就在夏周历三寅之时诞生于此。出身贵族的他，却自幼生活在秭归乐平里的民众中，嗜书成癖，接受系统的楚国贵族教育，直到十五岁成童之年，成长为一名知书达理、丰神郎秀的的翩翩英俊美少年。

橘树，这种在秭归随处可见的普通果树，只生长于荆楚，四季常青，橘果酸甜，沁人心脾，所开之花，洁白芳香。少年屈原在与橘树相伴的成长中，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受命不迁，深固难徙”这如橘树般矢志不渝的情怀。20岁那年的屈原，已是“瘦细美、长九尺、美髯”的美男子，束发戴冠，穿过那漫山洁白芳香的橘树林，来到江畔码头，带着美好的家国梦想和贵族荣耀顺江而下，至荆州楚国都城郢都开始他历经坎坷的报国人生。

   美政，屈原这一美好政治理想，“及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在儒家思想和开放包容的荆楚文化熏陶下，主张内外兼修高尚品德，明君贤臣，忠君忠国，共兴楚国。然而，为推行当时楚国这一先进的治国理念，屈原却为之奋斗了整整20年，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眉慈目善的中年。从管理王族宗族事务的三闾大夫任命为左徒，入内参政，以出号令，主管外交，由此拉开了屈原鞠躬尽瘁的治国之路。

改革，是屈原于楚国政治和社会现实，在秦楚逐鹿的关键时期，所做的独具慧眼的正确战略选择。对外坚持合纵抗秦，“合纵以摈秦之政也”，既保楚国利益，又合历史统一之走向；对内实行改革，造为现令，修明法度，以利国民；举贤授能，滋兰树蕙，用而不疑，力图把楚王从腐朽的党人包围中解救出来，存君兴楚，天下大同，国强民富。屈原推行“美政”15年，让楚国经济经历了一段“最辉煌的时期”，也迎来了他报国的黄金时期。然而，坚守如“橘花之洁美”理想的屈原，在摇摆不定、得不偿失的楚怀王面前，以对国对民的忠贞之心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楚王身上，走进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怪圈，最终“艾萧太盛椒兰少”，在党人嫉妒、秦国反间、楚王排斥之下，变得无实现之可能了。在罢黜流放汉北、江南的岁月里，屈原始终胸怀理想，体恤民情，始终在为国为民苦苦思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是这位怀抱美政理想的爱国者对美的坚贞追求的写照。

诗祖，是对屈原人品、作品最恰当的尊称，其骚体诗和楚辞的开创性和思想性无人企及，其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令人叹为观止。在他流放于楚国时期，他与江河为伴，与子民为伍，将对国之爱、对民之恤通过诗歌迸发出来。《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以江离、木兰、宿莽等一系列高洁美丽的植物喻君子，以恶草和杂花弃小人，是其对真理的不倦追求和对美的坚守，既成为了楚辞的代名词，也成为了古代文学的最高标准；《九歌》，以山川神祗为诗，活泼优美，庄重典雅，颂赞楚国将士，充满对美的追求和所求不得的伤感；《天问》，千古奇诗，提出的172个问题，不仅感情深厚，华彩磅礴，更充满强烈的理性探索精神，无私无畏，果敢高尚，成为了世界文库中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而《哀郢》，则将屈原对国的忧虑、对民的同情、对无力改变的痛苦交织，“于《九章》中最为凄惋，读之一字一泪也。”屈原之作品，纵恣的文笔之美，博爱的家国之美，成就屈原之美，民族之美。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这是毛主席于1961年秋专门写的一首《七绝﹒屈原》，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毛主席熟知历史，推崇的历史人物众多，但最为推崇、独受此殊荣的，确只有屈原！这是屈原“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所反映出来的人品与作品、为人为文的完美结合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在中华儿女共筑中国梦的今天，屈原就是中国梦的活灵魂，是全体中华儿女对美的最高追求。

世之美物，人皆爱之。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该是屈原之美的传播者、践行者，使之响彻神州，走向世界。